父亲节到了，就不禁想起了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老中医，他的行医生涯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开始了，那时我们三姐弟（我有1姐1兄）还没出生，所以没印象。据说我爷爷是清末民初著名郎中，学的是中医。内外兼修，但他只向父亲传了内科。而父亲就凭着这内科医术精益求精，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父亲在我四岁那年，带着全家人从祖籍湖南耒阳迁徙到本省浏阳城郊的一个小镇，凭他精湛的中医内科医术，在浏阳农村做着游走郎中，养活我娘和我们三姐弟。他行医，不卖药，只看病，开出处方，收点诊酬，让患者家自去药铺抓药。那年月，医学不发达，能帮人家拿脉、瞧病、开药单子（处方）就是患者的救命人了。到了五十年代，我已六七岁，读初小了。记得父亲每天出行肩上只揹一把用带子安上的雨伞，提一只小小的、薄薄的红木箱，估计里面装的是小型的笔、砚、墨和纸笺。
我还记得，新中国刚成立时，人民币刚发行，民间还存用铜钱和铜板甚至银元作货币的习惯，父亲每天早餐后即出行，至晚方回，带回一吊铜钱或铜板交我娘手上，这是他一天行医的报酬。他每天带回的报酬有多有少。带回多，娘欢喜，带回少，娘定会埋怨他：“我知道，你今天又做善事了，你积德，我们娘崽喝西北风，一家子开销从哪里来？”这时，父亲就会说：“人家贫困，拿不出，就让人病死么！”其实，他还有一层隐情没敢说，即当遇着极贫困患者连抓药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他连刚赚的诊金带处方一起借给了人家，结果大多是有借无还。所以有时分文无回，娘就对他哭骂：“看来我们娘三都得饿死了！我怎么这么命苦，嫁了你这没用的人啊！”她知道，我父亲这天全遇着贫困患者了，为他们义务开了一天处方。骂归骂，日子还得过下去。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在为极为贫困的患者义务开处方的同时，也遇着不少颇富裕的患者，所赠送的诊金颇重，不仅铜板一拿就是几吊，甚至还有拿银元酬谢的。1吊铜板20枚，1枚铜板值20枚铜钱，当时好像10铜钱买个鸡蛋，这些都没考证过，是否正确不敢肯定。这就是父亲常为贫困患者义务开处方还能养活我们娘三并包其他开销的原因。
父亲行医，无论对谁，开完处方后从不对患者索诊金，而是患者家除贫困实在拿不出的，全都是主动酬谢诊金，多少由患者家自已决定。这些都是我长大后，由我娘告诉我的，邻里街坊也称赞父亲的父母心，有医德。从父亲身上，我具体看到了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影子。
我读高小的时候，父亲曾有意培养我学医。当时学医，说的就是中医，没听说过西医。他有一大叠旧版中医书，俗称“药书。”薄皮纸复折、线装、色黄、竖行字、大小字混合型文版，当时我看不懂。父亲干脆每晚口传，告诉我，什么扶正祛邪、望闻问切，什么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也叫八纲辬症……还叫我拿脉、寸关尺啦，迟沉浮数啦，还有什么弦、洪、濡、虚、微、芤、细、弱、缓、涩、代、紧、滑、促……诸症之脉，把我的嫩脑袋当作了抽筒（孩童抽压水的自制玩具），父亲每晚上把这些东西慢慢往里压，还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学会这些，能拿脉膲病开单子（指处方）治病救人，有了这门本事（本领），既能做好事积荫德，又能当作安身立命的饭碗。”我小小的心灵慢慢吸收他说的知识，当时确实有心学这些东西，认为这是门好本事。后来国家搞社会主义，搞公私合营，父亲就被吸收到公私合营的高级社（相当后来公社化的大队，现在的村）医疗诊所当医师，拿固定工资，不用游走行医了。当时学医全是拜名医或老医师带学徒，没听说要考中医学院什么的。我读初中时，为了实现学医的凤愿，常在星期天去诊所，看父亲为病人诊断、开处方，顺便认认中药，以便为自己读完初中正式学医打好基础。谁知人生命运无常，进入六十年代初期遇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闹大饥荒，父亲、母亲双双在这次饥荒中被“仙泥粑”胀死，我的学医梦也就破灭了。
弹指间数十年过去，父亲已在地下长眠数十年了，我也成了垂垂老翁，但父亲在我脑海的印象，却清晰如初。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安息！
朱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