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于《野草》年第6期，本文为节选
“文学里融入的哲学不是哲学本身，它主要是一种修辞。”
傅小平：无论听你谈小说，还是读你的小说，你给我感觉挺博学的，甚至可以说是少见的旁征博引的一类作家。你前面也说到，你主要通过读传记等方式来理解拉康、德里达等不那么不懂的学说，我有点好奇，你不读原著，怎么确保自己理解到正确的点上了？有没有人质疑过你写到的有些知识有纰漏？宁肯：对我来说，这一点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文学里融入的哲学不是哲学本身，它的意义不在于抽象、形而上的层面，它主要是一种修辞，一种表现的工具，为了表达人物内心，或是表达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引用哲学、心理学等知识，也不是因为它们说得多有道理，而是为了建构一个真实的存在。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我把好小说比作古生物化石的一个截面，化石上有一条千万年前的鱼，它就生长在一个大的岩石的环境里，其中的每个角落、每个纹理，都和鱼有关系，要抛开这个环境，这条鱼就不存在。要是没有这条鱼，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岩石与鱼是相互生成的。包括哲学、心理学等在内的知识背景，就相当于那个环境，文学则是一条鱼。文学和别的学科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把别的都剔除掉，说有文学这条鱼就足够了。但对于我的写作来说，另外那些东西都是为文学服务的，所以没有文学这条鱼就更不行了。我写作就是要追求这样一种整体感，一种连同这条鱼周围的环境都真实存在的整体感。傅小平：你也强调和历史的联系。《沉默之门》里，你以相当篇幅写李慢和倪维明老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有意识地要反思什么。有意思的是，李慢拒绝了老人试图提供的精神指点和经济援助，等老人死后，他也不想和他再有任何关系。在他的认知里，老人显然是一种溢出，一种悬置，很难归于一种传统。宁肯：李慢其实非常崇敬倪维明老人，但是无法归于他那个传统。因为李慢性格懦弱，他不可能像老人那样强大，那样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屈服。这样的人不多，但一定存在，文革当中被迫害致死的，往往是像这类人，但老人幸存下来了。他不只是在文革中不屈服，等文革结束后，他还要把历史原封不动保存，以至于香港方面拍文革中普通人生活场景的电视剧，都要到他那里找资料。这种保存本身，也是对社会做贡献。而他本人，对平反、对钱财、落实政策等等别人很看重的东西，倒是看得很淡，他就是要守住这段历史，让我们民族记住这段历史，这样才不会重蹈历史悲剧，这也是他活下来的理由。但老人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从极权时代走过来，和极权作战，也就脱不开极权的影子。一个事物往往是和另一个事物相辅相成，极权和反极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同构关系。所以，老人对生活，对历史，都是持一种强势的态度，这是李慢怀疑的，甚至是反感的。傅小平：所以，陈思和在这本小说后记里说，类似倪维明老人传承的知识分子传统就是在今天仍然有其意义和力量，但李慢没有感受到，反而是精神上发生了崩溃。在他看来，这不是老人代表的传统，而是李慢自身的接受场出了问题。宁肯：因为经历一段特殊的历史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理想氛围淡化了、消失了，大家似乎只想多挣点钱，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什么道德、情操、理想，还有其他一些美好事物，一下子让我们感到很遥远，我们也不再奢求，这个社会也因此变得特别单一，无论从生活选择，还是从精神层次上来讲，都显得比较单一，李慢就是这样背景下必然会有的，一个很苍凉、很柔弱的个体。傅小平：用陈思和的话说，理想主义、自由精神等等，是李慢这代人怯懦性格的护身符。他们起先也许为了理想和自由抵制功利社会的诱惑，到后来发现连生存的基本诉求也可能丧失，他们也就更加退缩，更加不堪一击了。由此能理解倪维明老人在遗嘱里说“唯有与李慢小友相交凡十五年，多有愧疚，每每想起总有不安”。他坚持的传统不能在李慢这代人身上被继承，他是会愧疚，又不安的。宁肯：但李慢也有自己的思考，他经过和老人的相处，觉得他是制度的产物。他身上社会性、历史感太强，但作为个人的存在很少，而李慢不想做斗士，他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就觉得像老人那么强大的一个人，也似乎不太明白，凡是属于人的东西，都是宝贵的东西，哪怕是一个蚂蚁，也有存在的道理，这里面没有价值高低之别。所以从人格精神角度，李慢和老人是没法比的，但我也想强调，凡是应该属于人的东西，都有价值，也都应该得到尊重。傅小平：这部《沉默之门》，在你的整个小说序列里都显得有些例外。宁肯：这部小说，我真正想写的是人的失败感、渺小感。面对社会强大的系统，你很难硬邦邦地和它对抗，但你不麻木，而是像蜗牛一样敏感，像蜗牛一样更具人性化的生存，这并非没有意义。傅小平：应该说，李慢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因为偏于消极、被动，会更多让人从反向上理解。但你对他实际上有比较多的认同感，所以在揭示他个性缺陷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他的正向价值。我想这个人物身上或许融入你一些个人体验。宁肯：人们更向往马格这样的人物，我也有过像他那样漫游的经历，这可能也体现了我浪漫的一面，或者说代表了我某个成长阶段的梦想，我也觉得这样大写的人很好，不过我也讲了，关于人的东西，都值得尊重。像李慢那样懦弱、渺小，我们都不太认可，但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特性，我自己也像他一样有孤僻内向的一面。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从七、八岁，到差不多十七岁这个阶段，我内心很孤独，无依无靠，那时我哥哥姐姐都插队工作了，我父母在郊区工作，两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我就得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这让我多了自理能力，也比较早就感受到世态炎凉，并学会察言观色。这是不得已的，也非常残酷，但正是这些东西锻炼了我的敏感力、想象力。我很早就觉得和这个世界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我需要靠自己去奋斗，去领悟。这或许让我有自恋的情结，也让我拒绝很多东西。李慢也是这个性格，身上有这些东西，它们不见得就是好的，但它们是构成我们人格里面不可缺少的东西，也让我们更能体认到人的丰富性。傅小平：结合你写作的背景，这也可以看成是人性的回归。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有懦弱、孤僻等性格侧面，但在特殊年代里，这些正常的特性得不到正视。宁肯：六七十年代，人贫乏得几乎到了史前的状态。从七九年开始，“四人帮”一倒台，人们睁眼看世界后，开始有了反思，觉得我们以前生活得不像个人啊。有文革作为参照系，世界在我们眼前就变得像万花筒一样。也因为那个年代过分强调恶人坏人之分，敌人朋友之别，我更觉得只要是正常的，属于人性的部分，我们都应该给予一席之地。傅小平：你的这几个短篇像是侧重写在非正常时代一息尚存的正常的人性。宁肯：我们对那个年代形成了一个固化的印象，以为什么都不正常，我们需要打破这种意象。实际上，那个年代仍然存在人性，存在我在《火车》《探照灯》里写的人物。傅小平：你说到《火车》，我在琢磨小说结尾打电话的细节包含什么深意？宁肯：实际上，我设想整个小说系列，以一个侏儒的回忆贯穿起来。我曾经想把这个小说系列，命名为“侏儒时代”。我觉得，由一个侏儒来叙述那个年代的故事，有一种反讽性，非常恰当。《火车》也是，小说的核心视点都在侏儒身上。当然，更多时候，都是他在讲别人的故事。如果是在正常时代，一个侏儒的目光才是非正常，但在那个非常时代，正常的事情也变得不正常了。所以，侏儒反而显得比较正常。傅小平：你这么写，大概多少受了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影响。宁肯：或许有吧，《铁皮鼓》还启发了拉什迪写《午夜的孩子》。傅小平：是嘛？两部小说我都读过一部分，但没留意相互之间的承接关系。宁肯：你要仔细读，仔细比较，就能明显感觉到两部小说在形式上有相似性。我特别留意，是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