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蒸黎》：观点人物故事电影
不要读历史，要读就读传记，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
——本杰明·迪斯雷利
《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这本书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德、法四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行长的一系列重大金融货币决策以及他们的人生。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克莱塔·诺曼，被称为“无形帝国的君主”，在他“当政”的十年中，他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朗·斯特朗、德国中央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共同组成了“世界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他们掌握国家金融货币决策大权，把他们说成是“金融之王”是名副其实的。
但是，国际金融家在市场大起大落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与恐惧、勇气与胆怯、责任与贪婪，却无比相似。
本文素材来自《金融之王》一书。
壹
年德国的通货膨胀危机期间，人们在烧毁钞票。当时，纸币已经比煤炭和木材更便宜。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正像它的爆发一样，让人完全诧异。年6月，德国军队突破联军防线，距离巴黎不到50英里。德国民众被政府蒙蔽，认为胜券在握。一个月后，协约国进行反击，似乎整个德国的战争机器都遭到了瓦解，德国军队因最后的攻势耗尽精力而崩溃。德国国内对于战争的支持荡然无存，民众士气低落，士兵成群结队地当了逃兵，海军被封锁在基尔，将士们被迫叛变。德国的盟友也开始在背地里求和。到了10月，军方不顾一切竭尽可能来挽救局势，并向民众交出了权力。
11月9日，德皇被自己的将军们流放，登上了一列火车逃往荷兰。
11月11日一早，在距离巴黎40英里以外的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中，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
德皇逃离德国的当天，尽管在事实上德皇还没有退位——两周后，德皇才在荷兰的避难所里正式退位，但总理巴登亲王（PrinceMaxofBaden），德皇的远方堂兄弟，抢先宣布了皇帝的下台。整个城市就像一座集中营，到处纠缠着铁丝网，街道也被推倒的汽车所阻塞。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在那戏剧性的一天里，混乱之中却存在着某种德国特有的秩序。皇帝的王朝也许倾塌了，德国的政治体制也许被推翻了，但芸芸众生依旧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试着去忽略这些政治运动。有轨电车没有停开，电、水、气的供应没有中断，几乎没有几个人被杀——那一天的人员伤亡总数不足15人。甚至当宫殿附近冷枪不断的时候，逃亡的人群也依然本能地遵守着法律，甚至连“切勿践踏草坪”的警示都被严格遵守。
在德皇出逃后的48小时内，全德国有25位王公放弃爵位，一直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容克贵族名誉扫地，其权力已经荡然无存。
一战让整个欧洲大约有万人死亡，其中包括万德国人、万法国人以及90万英国人。另有万人受伤，其中大部分都终身残疾。此外还有万平民死亡，大部分都是死于饥饿和寒冷，或者是因抵抗力下降而死于恐怖的瘟疫。但是，除了可怕的人员伤亡以外，战争造成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都在倒退，其中德国和法国的下降幅度达30%，英国不到5%。与此相反，战争却使美国受益匪浅。由于参战较晚，美国的人员伤亡很少，而粮食和原材料的出口却在大增，它对协约国的战争供应大大推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每年的GDP为亿美元，大约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到了年，其GDP要比以上三国的总和多出50%。
战争所造成的最有害的经济后果便是欧洲堆积如山的债务。在4年持续不断带有强迫性的战争中，欧洲各国政府大约花掉了0亿美元，彼此间的战争破坏几乎将各国的GDP消耗了一半。为了筹措资金，它们提高税负，向自己的国民和美国借巨款，并且简单地印刷越来越多的纸币。
欧洲各国都是一丘之貉——英国的货币供应量翻了一番；法国增至此前的三倍；德国做得最绝，增至原来的四倍。
战争也许结束了，但冲突并没有终止。
美国谈判代表托马斯·拉蒙特回忆道，在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没有人想提出“会造成更多麻烦、争论、拖延并令人难以接受”的方案。与会者到了巴黎，他们一致认为因为法国遭受了最严重的国民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法国一定会是对德国实行惩罚性赔款的最坚定支持者。然而，事实证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英国。原本英国财政部的自由主义倾向较强，提出了和平计划，基调是适当中庸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巴黎和会之前的几个月，英国媒体在《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毫无价值的要求施行强硬外交政策的运动，倾向于严厉对待赔款问题。在年12月的选举期间，一个关于协约国应该“像压榨水果一样挤压德国，直到果仁吱吱作响”的口号在选民中引起了共鸣。
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为了迎合公众主张，特意指派了在惩罚性
赔款问题上最强硬的三位支持者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前去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赔款问题委员会会议，这三个人分别是固执好斗的澳洲总督威廉·休斯（WilliamHughes）、以无情著称的上议院高级法官萨姆纳勋爵（LordSumner）以及粗野暴躁的英格兰银行前行长沃尔特·坎利夫。
坎利夫则被定位为这个“三重唱”的金融智囊。尽管他曾是一名成功的银行家，甚至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但他在经济学方面确实很无知，甚至连最基本的入门知识都很匮乏。在动身前往巴黎的前几周，他提议德国应该支付亿美元的赔款，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每年的GDP大约为亿美元，让其担负8倍于其年度收入的债务简直是登峰造极的蠢行，单单是债务利息就会占去德国GDP的40%。尽管坎利夫自己承认计算赔款的依据“不比瞎猜好多少”，但他当时被催着必须要在三天之内提交赔款的具体数额。他还推测说自己甚至可能低估了德国的偿付能力，如果有人说德国能够偿付0亿美元，他也“不会不相信这个人”。
法国要求赔款的渴望来自其创伤感。在过去的50年里，法国两次被德国入侵，且一直被德国复兴的恐惧折磨着。德国人更好斗、更成功，而且年轻、富有和充满活力。德国的人口总数比法国多出50%，即万德国人对0万法国人。尽管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Clemenceau）从来没有像德国宣传的那样，真的宣称基本问题在于德国的人口数比法国多出了0万，但这一想法显然是在他脑子里的。因此，法国决定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削弱德国的势力——要求裁军、尽可能地从这个邻国割走部分领土和索取赔款。
在巴黎谈判期间，形势变得显而易见，对于法国来说，和安全相
比，金钱是次要的。当法国财政部长卢西恩·克洛茨（LucienKlotz）坚持争取更多的赔款时，法国代表团的团长克列孟梭对他很不屑，将其称为“唯一的除了金钱之外一无所知的犹太人”，并把他排斥在参加谈判的内阁大臣之外。克列孟梭尝试着在赔款问题上更加灵活，以此作为和美国人谈判的筹码来换取与德国边境的安全保障。只有在这些保障被证明不充分时，他才会转而要求高额赔款。
这正中美国代表团的下怀，他们提倡适度的赔款。其代表团成员包括著名的股票投机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J.P．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一个年轻的助手——当时年仅31岁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他们的立场是巨额赔款将与当初德国所签订的放下武器的停战协议条款相矛盾。此外，他们认为惩罚性的赔款将会是一块巨石，不仅仅压在德国身上，更会压在整个欧洲身上。
关于赔款的马拉松式谈判长达10周，直到3月底各方依然僵持不
下。赔款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以坎利夫和萨姆纳为首，由于他们总在一起，并坚持如此令人无法接受的赔款数额，因而被取了一个“绝配”的绰号。他们提出，如果少于亿美元，赔款问题将不能解决。美国人倾向的方案是将赔款金额限定在亿～亿美元之间，且绝不能高于亿美元。尽管威尔逊总统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被同在巴黎的其他领袖说服或用计哄骗，但是在这一点上美国代表团将坚持己见，绝不会同意让赔款数额超过这一限制。
各方都做了一些尝试，试图打破这一僵局。劳合·乔治亲自施展了
相当的政治手段，但坎利夫和萨姆纳拒绝做出让步。劳合·乔治的座右铭是：“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政治问题上，如果可以迂回，绝不进行代价巨大的正面攻击。”他最初任命这两个人，是希望他们可以签订一个适中的解决方案。现如今，这两人的绝不妥协态度却让他自己骑虎难下。劳合·乔治的解决方法是先绕开这两个人，在最后时刻，和会提出将赔款评估一事推迟一段时间，并委派一个专门机构来选定时间，要求这一机构做出决定的时间不得晚于3月31日。他希望到那时人们会冷静下来，英国的政治气候会发生变化，从而能够达成一个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年5月，当《凡尔赛条约》的条款最终披露给德国时，整个国
家都陷入了震惊和愤怒。德国将失去1/8的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将被归还给法国，萨尔河的煤矿将被割让给法国，北石勒苏益格将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丹麦的一部分，上西里西亚、坡森和西普鲁士将被划归波兰，莱茵河两岸永远非军事化，军队将被裁减至不超过10万人，海军将被撤销，商船也将分配给协约国。
尽管协约国推迟了确定赔款金额的时间，但广为人知的是，悬而未决的赔款数额将是巨大的。在过渡期，德国被要求在年5月1日前支付第一笔金额达50亿美元的赔款。一个新的赔款委员会将会成立，以巴黎为基地，专门负责决定德国的债务问题，同时监督偿还资金的筹集。对于德国来说，最大的羞辱是条款的第条，称为“蒙羞条款”，其中竟将德国列为挑起战争的唯一元凶。
德国对于和约的反应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所有形式的公众
娱乐活动都暂停一周以示抗议，德国全国降半旗。内阁大臣菲利普·沙伊德曼认为条款“无法忍受、无法实现、无法接受”，声称它将使“德国人沦为奴隶，在铁丝网和监狱的栅栏后被迫劳动”。德国人有5天的最后期限来决定是同意条款还是重新面临敌对。沙伊德曼为了不在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而选择辞职，他说：“面对将要套上它自己和我们的锁链，哪只手将会毫不畏缩？”
在德国接受和约的当天，新教教堂宣布这一天为德国全国范围的哀悼日。接下来的几年，在可以让德国陷入瘫痪的众多分歧背后，有一件事情能够团结所有阶级和每一个政治派别——民主党和保皇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和新教、北方人和南方人、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撒克逊人和黑森人，那就是《凡尔赛条约》（或者叫作勒令）是不公平的。同时，在和约加诸德国的各种惩罚中——裁军、割地、占领和赔款，只有赔款唯一有可能成为德国展开外交政策最为殚精竭虑的问题。德国已经被迫温顺地将军事力量削减到和以前相比微不足道的程度，这也使得它在面对领土和殖民地的丢失时无能为力。只有在赔款问题上德国看上去还能够进行一些还击，它发现了每一个巨额债务人在某一时刻都会发现的道理：当欠下巨款时，威胁对方说不能还钱能够使债务人获得有利地位。
貮
凯恩斯传扫码下单
有讽刺意味的是，是一名英国人，而并非德国人，对赔款发起了最具破坏性的攻击。年11月，剑桥大学年轻的教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
凯恩斯在书中论述道，德国若想通过挣钱来赔偿协约国，那么它卖出的商品必须多于买入的，而它的贸易伙伴必须乐于吸收大量商品的流入，承担自身产业崩溃的潜在后果。因此，将赔款要求变得适中一些，也符合协约国自身的利益。正如他所指出的：“若想从德国挤奶，首先要保证其不被毁灭。”据他推断，若世界贸易没有被严重破坏，德国所能承受的最大赔款金额大约为60亿美元。
很快这本书就成了畅销书，仅在出版后的6个月全球销量就超过了
10万册，并被美国的《新共和》（NewRepublic）和法国的《新法国评论》（LaNouvelleRevueFrancaise）连载，还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荷兰语、弗兰德语、丹麦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日语和中文。在36岁时，凯恩斯凭借着自己的如椽巨笔一举成名——不仅仅是在英国，更是在全世界。
作为一本奇书，《和平的经济后果》是如此畅销，其中2/3的篇幅
都是对赔款条约的分析和批驳。在当时甚至之后，在关于赔款问题的整场辩论中，人们被与之相关的庞大数据搞得头昏脑涨。在那个很少有人知晓德国或英国的GDP，甚至不知道GDP意味着什么的时代，这些数据太过庞大和抽象，大部分人包括政治家和很多银行家都无法理解。而凯恩斯却能够透过迷雾，将涉及上百亿美元调来拨去的问题转化得切实具体，甚至能够让普通人理解。
原本，一本充斥着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住宅价值、年德国的进出口构成、预测德国铁路运输量之类的数据和图表的书，看起来是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但凯恩斯却做到了，他彻底分析了每一个细枝末节，并像泼冷水一样告诉人们在所有这些抽象的数据背后，隐藏的是一番关于维持生活不可或缺的具体事物的论述。
在让大众浮想联翩的似乎是凯恩斯所勾勒的世界经济轮廓。他用果断的笔触描绘了战前爱德华七世时世界的运转，它的基础脆弱，并且战争破坏了其财政金融结构。维系旧的经济秩序的力量开始瓦解，他给出了关于未来的预想图景。这本书谈到“受威胁之下的文明”，谈到“人们被饥饿驱使，神经不安以至于陷入歇斯底里和疯狂的绝望状态”，这些有时听起来像是《旧约》里的悲惨故事。有关末日迫近的论调也许早就让人们的耳朵起了老茧，但是对于刚刚才从最可怕且明显无意义的大灾难中缓过来的一代人来说，它听起来却非常真切。
全世界范围内，《和平的经济后果》对人们关于赔款的想法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转变发生在英国。甚至在巴黎和会于
年6月休会之前，劳合·乔治就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和约了。在最后时刻，他甚至试图说服其他两位领袖，建议或许应该让条款柔和一些，但是被威尔逊强硬地拒绝了，他说“首相在一开始就应该理性，这样到最后就不需要畏缩”。绝不仅仅是劳合·乔治良心上的负疚引导英国转变心意。英国可以称得上是店主之国，店主们渴望重振商业，重新发现德国作为经济中心的意义。作为外相，柯曾勋爵（LordCurzon）曾向内阁宣称说：“对我们来说，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法国对于宿敌德国的敌意坚定不移、无法缓和，随着美国置身于欧洲蓝图之外以及英国逐渐开始同情德国，法国发现自己变得越发孤立了。
在巴黎和会之后的4年里，从年初到年底，欧洲走马灯式地在赔款问题上召开会议。法国和德国的政府都不断倒台——在那4年里法国经历了5届政府，德国则是6届，唯一参加全部会议的人便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好像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巴黎的失败，他积极投身于这一事务。据估计，那些年里他总共参加了33场不同的国际会议。大部分会议都是在欧洲的赌场和温泉圣地举办的——年4月在圣雷莫，6月在布洛涅，年10月在威斯巴登，年1月在戛纳，年4月的最后一场“马戏”在热那亚，所以法国首相雷蒙德·庞加莱将这些会议斥为“来自赌场的政治”。
尽管开会场所极尽华丽奢侈之能，但会议议题却是棘手的，这在很
大程度上源于法国人脑子里根本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像庞加莱在年6月所说：“就我而言，德国赔款反倒让我痛苦，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撤出莱茵河。你认为哪一个更好，得到金钱还是得到新的领土？和战争赔款得到的金钱相比，我更喜欢占有和征服（土地）。”或者像劳合·乔治更有力地指出的那样：“法国不能决定到底是留着德国这头奶牛继续挤奶，还是将其做成牛排。”
英法之间渊源极深的仇恨，在共同对抗德国的10年中被隐藏了起
来，如今却浮出了水面。上一代英国人所形成的对法国人的旧有形
象，“爱慕虚荣、争吵不休、过度敏感”，如今又回来了。外相柯曾还抱怨法国倾向于“满足一己私利，为了追求金钱、肮脏的利益和野心，常常无视正直诚信的交易准则，甚至冒犯、有悖于英国人的正常本能”。
对于《凡尔赛条约》，德国人的情绪已经由起初的愤怒发展到现今化不开的挫折感、苦涩和怨恨，这使得这个战败国更难应对。他们非常精明地意识到，通过讨价还价将赔款时间拖得越久，最终支付也将越少。因此，他们所有的战略就是应付着、拖着谈判。在签订完和约的头两年，德国砸锅卖铁，偿还了50亿美元过渡性应付赔款中的20亿美元。与此同时，设在巴黎的赔款委员会最终在年年中将亿美元。
当的数额摆上了台面，作为他们所评估的德国应该赔偿的金额。德国人的应对之策是将他们已经支付的金额考虑进来，对亿这一数字进行一系列的修正——如此明显的作伪，甚至都让他们自己驻巴黎的代表们感到尴尬。他们最终得出结论，他们现在只欠协约国75亿美元。这激怒了劳合·乔治，他说如果再这样讨论下去，德国很快就可以反过来向协约国索要赔款了。
年5月，英国财政部的官员提出了一个方案，他们相信这一方
案是通情达理的，德国人也将很难拒绝。赔款总额相当于亿美元，近乎和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GDP持平。为了偿还这笔新债务每年的利息和本金，德国将被要求每年支付6亿～8亿美元，占其每年GDP的5%之多。
年5月，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英国的提议被接受了。从表面看
来，协议像是最终达成了。德国代表团，以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为首，在政策上也有了新的让步。自此以后，德国人将放弃他们对和约条款的抵制，转而实行“履行责任”的政策。
问题在于，即便是这样的责任，德国人也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自己将
能够履行。现在，尽管新的赔款额更接近像凯恩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评论者最初所提出的总额，但德国官员坚持己见，认为即使是亿美元的赔款最终也会给德国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他们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来履行伦敦会议所达成的条款。事实上，他们只按时偿还过一次。距伦敦解决方案的签订还不到半年，他们就开始拖欠还款，并再次回到赔款委员会申请延期偿付。赔款进度表上的数据显示，在前18个月里，德国对所欠的12亿美元偿还了不到一半。
叁
当德国竭尽所能地通过谈判来减轻赔款负担时，其国内的经济每况
愈下——尽管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很糟糕了。国家动荡不息，总是
处于革命边缘，一直由一系列软弱的联合政府维持着运转，财政完全无法得到控制。除了因战争遗留问题所造成的庞大支出——为退伍军人和遗孀提供养老金，向那些因《凡尔赛条约》割地而失去私人财产的人们支付补偿，政府还承担了很多新的社会责任：工人8小时工作制，失业保险，病人、穷人的健康和福利开支。德国的财政问题主要还是由内而生的。此外，战争赔款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难以为继。为了筹资弥补缺口，德国的历届政府都指望着由德意志银行印制钞票。
年，马克的币值为4.2马克兑换一美元，即一马克的价值略少
于24美分。到了年初，整个经济体系都受到了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战争财政的影响，马克的币值一路狂跌到65马克兑换一美元——一马克只值1.5美分，物价水平为年的9倍。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尽管预算赤字巨大，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也增长了50%，但通货膨胀的速度却慢了下来，马克的币值甚至趋于稳定。因此，外国的私人投机者们赌定马克已经过度贬值，他们在这个国家身上大约投入了20亿美元。毕竟这是德国，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被人们当之无愧地视为纪律、秩序和组织的标杆。近乎令人难以想象，它竟会使自己沦落于货币贬值的放纵中，且放弃恢复秩序。
通货膨胀，钱币堆积如山，却分文不值
“在投机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闻的，”梅纳德·凯恩斯写道，“银行家和女仆一样都被卷入其中。欧洲和美国的人们都有买马克的票据。兜售马克债券的人们遍布各个首都的大街小巷，甚至在西班牙或南美的偏远村镇里，债券都可以由理发师的助手代为兑付。”
但是，年年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国在赔款问题上的毫不让步，以及右翼杀手组织发动的政治谋杀，打破了公众对于德国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人们纷纷抛售马克，前两年买了德国马克的外国投机者也斩仓出局，他们损失了所投入的2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如果到密尔沃基或芝加哥的游戏厅娱乐，就会发现墙上糊满了早已一文不值的德国货币或债券。
随着马克币值的一路跳水，德国陷入了向下的漩涡里，并且越陷越
深。倡导履行义务的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是德国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富有、有教养，是个伟大的工业家族的世家子弟。年6月24日，他在自己的车里被一群疯狂的反对分子枪杀。至此，恐慌弥漫，人人自危。年，德国物价上涨了40倍，马克也相应地从马克兑换一美元跌至马克兑换一美元。
年初，由于德国没有及时满足当年的一项赔偿要求——他们没能将10万个电话杆运往法国，4万人的法国和比利时军队突然入侵德国，占领了它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区。首相威赫穆·库诺（WilhelmCuno）很无能，进行了消极抵抗。德国的预算赤字翻了一番，大约为15亿美元。为了筹措资金弥补不足，德国印刷了更多更不值钱的马克。年，德国发行了1万亿马克。年的前6个月，德国发行了17万亿马克。
一位评论家曾写道：“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一只狗能够赶得上德意志银行（发钞票）的速度。德国人对自己货币的不信任感增长得比流通中的货币量还要快。货币贬值的结果比滥发货币的程度还要大，尾巴比狗跑得还快。”
对于德意志银行来说，向德国供应充分的纸币成了它一项主要的后
勤业务，该业务涉及“有着台印刷机的家印刷厂以及30多家纸厂”。到了年，通货膨胀有了它自身的惯性，对纸币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德意志银行甚至征用了私人印刷机，但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在这个纸币为患的国家，城镇和私人公司甚至也开始印刷自己的纸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货币价值毁
灭。到了年8月，1美元兑换62万马克。到了年11月初，居然达到1美元兑换亿马克。
当时，基本生活必需品均以10亿为单位定价。一公斤黄油价值2
亿马克，买上1公斤熏肉要花掉亿马克。在柏林简简单单地坐一趟街道汽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需1马克，现在竟需要亿马克。尽管出现了面值为亿马克以上的纸币，但不管买什么东西仍需花掉一大捆钱。整个国家纸币为患，人们用袋子和洗衣篮来装、用独轮车推，甚至用婴儿车运送。除了涨幅巨大，物价上涨的速度也让人应接不暇。在10月的最后三周里，物价上涨了一万倍，每过几天就翻一番。甚至可能就是在柏林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的工夫，物价就已经涨了一倍。一周之初拿到的钱，到了周末就丧失了9/10的购买力。
谈论任何东西的价格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价格变化得太快。经济
生活竟变成了一场赛跑。之前工人们是一周发一次工资，现在改为每天发，他们拿到大堆的纸币。每天早晨，载着盛满了纸币的洗衣篮的大卡车从德意志银行的印刷厂开出，由一家工厂开到另一家工厂。在那里将有人爬上卡车，将大捆的纸币扔给成一群愠怒的工人。工人们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跑出去，在钱变得分文不值之前买一些东西。人们在商店里几乎见什么就抓什么，然后到跳蚤市场上去交换生活必需品。在城市周围，跳蚤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当商家被迫以十亿、万亿作为计价单位，并且频繁地计算价格时，几乎任何商业都不可能理性。德国医生甚至诊断出一种席卷全德国的奇怪疾病，他们称之为“密码中风症”。患者在所有方面都很正常，只是除了一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会忍不住写下很多行密码，然后开始计算，且比解决最复杂的对数问题更加投入。”即使非常理智的人也有可能会说，他们有多亿岁或者有40万亿个孩子。显然，出纳员、簿记员和银行家特别容易患上这种怪病。大部分人只好转为进行物物交换，或者干脆使用外币。每个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知道最新一个小时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在每个街道的拐角、商店和烟草店，甚至在公寓楼里，纷纷出现了小型的兑换室，门外挂着黑板，上面列示着最新的汇率。
马克的贬值速度远比德国国内物价的上涨速度快，因此，对于那些
在德国生活的外国人而言，他们的日子竟好过到让人觉得荒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柏林价值一万美元的公寓，现在仅需美元就能买到。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Cowley）是一个当时住在巴黎的文学评论家，在去柏林看望他的记者朋友马修·约瑟夫森
（MatthewJosephson）后写道：“每月美元工资的约瑟夫森住在双层公寓里，拥有两个女仆，妻子在学习骑术，吃饭时只
进出最贵的餐厅，给管弦乐队小费，收集画作，施舍挣扎中的德国作家——外国人在柏林过着不可思议的生活，那里的所有人都无法高兴起来。”美元能让一个得克萨斯人雇用柏林交响乐团演奏一个晚上。
外国人穷奢极欲，其中大部分都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当然也有波兰
人、捷克人和瑞士人。德国普通民众则每日挣扎在温饱线上，巨大的反差只会让他们愈发憎恨《凡尔赛条约》。
通货膨胀对德国阶级结构的改变程度较任何革命都大。富有的实业
家的日子好过极了，他们持有的大量真实资产，包括工厂、土地以及库存的货物都大幅升值，同时通货膨胀还抹去了他们的负债。工人们，特别是建立工会的工人，居然过得也不错，直到年，他们的工资依然和通货膨胀同步上涨，工作岗位也很多。直到通胀的最后阶段，从年末到年，信心崩溃才最终导致货币体系失灵，经济回归到物物交换，人们纷纷失业。公务员、医生、教师和教授——德国的这些中坚力量所遭受的打击最大。他们一辈子凭借谨慎自律积攒下来、投在政府债券上的钱和银行存款突然间变得分文不值；此外，他们被迫依靠的养老金和工资也被通货膨胀抹杀掉了。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后的一点儿自尊，皇家官员
当上了银行办事员，中产阶级家庭靠接待寄宿者赚取生活费，教授沿街乞讨，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年轻小姐则沦落为妓女。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迅速获利的就是投机者。他们从急需现金的中
产阶级家庭手中以跳楼价购买房子、珠宝、画作、家具等资产，通过在物资紧缺的市场囤积居奇、在进口商品中获取暴利，并且赌定货币将会进一步崩溃，他们获得了让人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随着德国社会的颠覆，使其成为一个保守有序的共同体的传统价值
观也被抛弃了。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试图在自传里传神地记录下当时的社会情绪：“那些年是多么的疯狂，无法无天，恍若虚幻。随着货币的贬值，奥地利和德国的其他价值观也沦
丧了。那是一个异常迷幻、诡计多端的新时代，一个结合了动荡和狂热的奇怪混合体。每一个放荡不羁的想法都可能大获其利。”
金钱是战争的万恶之源。——西塞罗《腓力比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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