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捷克总统泽曼的邀请，3月28日—30日习近平主席对捷克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这是中捷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意味着中捷关系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一名研究捷克文化的学者，笔者深深地感到，随着中捷关系的升温，关于捷克的讨论成为了当下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有一个冷门问题不得不提：二十世纪捷克对华的一系列科技援助，这反映了中捷两国深厚、坚固的友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捷克的工业总产值位居世界第四位，跻身战前发达国家行列。而此时的中国，则处于战乱频仍、积贫积弱的时期。民族工业刚刚起步，许多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交通、电力等等尚不能自给自足。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钱永铭为代表的数十位民族资本家决定，集体出资扩建上海闸北水电股份公司，并命名为闸北水电公司，在电力使用上实行自给自足。但当时却是有经费无技术。英、法、美等列强不愿失去华商购买高价电这块肥肉，于是只有在电力设备上漫天要价。有志气的民族资本家们不甘受人摆布，通过考察、评估后，决定购买捷克斯柯达公司的设备。当时捷克已从奥匈帝国中独立出来，亦属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国家，对同样受压迫的中国有同情心，于是斯柯达公司低价向中国出售了一台1.25万千瓦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一台用作厂用电的千万汽轮发电机与3台25吨/时抛煤式链条锅炉，帮助中国人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成规模的发电厂——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并由捷克斯洛伐克籍知名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当时报纸称“邬达克先生是捷克斯洛伐克籍，而新的闸北电厂将真正展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与建筑的艺术”，这是捷克对华科技援助之起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捷克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同盟国，捷克对中国的科技援助是丰富多彩的。
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的达色尔县柯沃斯维特机床厂建议，并经捷共中央和捷政府批准，在中国国庆前夕和该厂20周年厂庆之时在华援助一家“捷中友谊厂”（即沈阳第二机床厂），支持新中国机床事业的发展。年5月4日，位于沈阳的“中捷友谊厂”举行了命名典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出席典礼并正式宣布：命名沈阳第二机床厂为“中捷友谊厂”。捷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捷中友谊厂厂长诺沃捷尼奥帕斯基应邀出席并致辞，时任沈阳第二机床厂总工程师的邹家华被任命为“中捷友谊厂”第一任厂长，成立大会热烈而隆重，这是新中国机床事业的基础。除却机床技术之外，在皮革、酿酒、玻璃与汽车工业等领域，捷克也提供了较多的技术援助。如海拉尔皮革厂的制革技术、邢台长征汽车厂的太脱拉卡车生产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此外，捷克还帮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这是中捷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战略合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年至年的42年间，捷克为中国培养了四百余名留学生，当中既有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李铁映、中国驻捷克大使严鹏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尔康等高级人才，至于高级工程师、教授与司局级高级干部更是不胜枚举，当中可谓是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籍科学家首次问鼎诺贝尔奖，捷克也功不可没。年，中国青年医学家、时任上海医学院药学系副主任的周维善在著名药学家黄鸣龙的推荐下，赴捷克科学院有机和生化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师从于索姆（Sorm）教授，主要从事倍半萜结构研究。回国之后，周维善与同事们一道组成青蒿素项目组（时称“项目”），将所学的知识与技术应用到青蒿素结构测定与获取还原青蒿素（或称双氢青蒿素）的工作当中，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取得的重大的科研项目之一。年，中国科学家、当时项目组成员之一屠呦呦教授荣获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近年来，中国与捷克的合作逐渐从曾经的“捷克科学技术的对华援助”升级为“中捷技术资金的全面合作”。在沧州有了“环渤海中捷产业园区”、斯柯达、拔佳等捷克知名企业相继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基地并且拥有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中国近年来崛起的强势科技产业如光伏太阳能、高铁与制药工程等等凭借资金与人员的流动，开始逐渐向捷克转移，形成了中捷战略合作的新局面。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中国与捷克、欧洲还会有更加深入的经济、技术合作。因此，今后中捷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必然走向双向、多元。
（韩晗，当代中国青年学者、作家、文学博士。著有《布拉格之夜--一个作家的蜜月札记》、《寂寞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