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代至今，短短三十年内，东欧从世界
美国记者特别喜欢观察前苏联国家和东欧。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主动争夺这块领地的话语权，“那里的社会目前是个实验室，里面的一切都被从碎片中重新定义，而且是在我们世界的语境下、以我们的术语来重新定义”；二是满足美国和西欧人民的猎奇心理，毕竟，自年开始持续40来年的冷战，让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彻彻底底断绝了交流，现在铁幕倒塌了，胜利者要看看失败者的模样，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因此，该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不停地以美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来评判自己所游历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五个国家人民经历社会转型动荡之后的生存状态，这种带着优越感的、高高在上的视角，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者采写的许多细节之中。二是作者虽以访问方式来开展叙事、采用私人视角，但记录的却都是政治的宏大问题，尤其给各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政治观念、政治行动变化给予了特殊的偏爱。
作为波兰裔美国记者，伊娃·霍夫曼自然把政制转变后波兰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作为观察重点。从历史回溯的角度来看，波兰算是东欧国家转型成功的代表，当前波兰的发展势头已经把其他东欧国家远远甩在后头，更可比肩原来西欧发达国家。然而，刚刚转型之初的情况，在作者看来，也不是很乐观。尤其是在年代之初，作者与波兰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政党负责人、异见分子、哲学家、企业家频繁见面交流，观察到的是，政局动荡不已，一方面，彼时的波兰国内政治处于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清算，特别是对主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进行彻底清算，美国支持的民主派、自由派一夜之间跃上政治舞台，充满了过度躁动的兴奋，许多曾受到压迫打压的政治人物掌握了政权，重新操持民主的设想，重构波兰的政体和政局；另一方面，引入所谓的“选举制度”之后，党派林立，为了争夺选票是斗得你死我活的，西方所谓选举政治的乱象在这里得到了最佳演绎。然而，政治变革并不必然推动经济变革，有时甚至会扭曲经济发展。彼时的波兰，就是如此：国家政权丧失了经济的管理能力，导致发展出现滞涨，尤其是资本家对商品囤积居奇，市面上食品短缺，人民的生活实质上是倒退一了大步。作者处处住的是星级酒店，但以美国标准衡量一番后评论道，装潢是几十年前的设计，服务是冷漠无情的，餐饮是难以下咽的。市场的极度萧条，与政治的高潮迭起恰好形成强烈对比。这样的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无不如此，精英阶层关心的是自由书写的权利，政治改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普通民众关心的却是经济收入，物资供应，吃好住好，人文历史并不在日常关心之列，这倒是实情。
作者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东欧国家的政治家，或者说精英阶层，当时试图在做的事情，是接续历史，把共产主义政权治下的时间段轻轻抹去，把90年代与二战后的40年代给接续上去，因此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还有宗教的复辟、帝制的复辟，或者换句话说，是传统的复辟，他们“试图恢复历史，接续到共产主义政权掌权之前的年代。这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这样的观察，剑指共产主义对于传统的决绝割裂这条“罪状”和秘密警察制度，既无法让人民物质上获得富裕，精神上也无法得到安宁，对共产主义的鞭打，可谓到了极致。但作为记者，似乎把话说绝了不太好，于是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对共产党执政的评价就留了余地。譬如说，政制改变后，尽管东欧各国纷纷组建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纷纷解散，但匈牙利共产党仍强势存在，而且在选举中还得到不少人民的拥护，依然能够执掌国家政权。这种特性，作者看来，却是因为匈牙利的共产党对苏联“共产主义政策”执行不够彻底，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少走极端路子，在促进人民政治权利和改善生活方面是有很大功劳，因此与匈牙利人民融合度比较高，得到人民的拥护。
作者写保加利亚的章节，很值得一读。保加利亚由于地处巴尔干半岛欧洲与亚洲交汇点的核心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纷繁复杂的历史，尤其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互相渗透、互相排斥的错综复杂，堪称全世界之最。也正因为这种地理位置和宗教因素，该地区既有民族和谐相处的一面，也有宗教抗争、战乱频繁、人民生活颠沛流离，因此引发了作者少有的渴望世界和平安定的深思。在参观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一个山脚下的罗马剧院时，作者写到：“在这里意外见到这座剧院的感觉是美好的，因为漫步在这半圆形的石椅间，就宛如置身欧洲任何一个地方，保加利亚和法国，或意大利，或英国的距离和界限都消失了，旷古的时间也消融了，只剩下单纯的欧洲和欧洲历史本身，即便只是短暂的瞬间，也成为超然一统的力量。”在参观保加利亚黑海海岸的里维埃拉时，作者断定因为铁幕已经打开，东欧国家人民前往西方之路已经畅通，但事实上道路却非常坎坷不平，作者半开玩笑地写道：“这里令人向往的一个原因，是可以在海边遇到西方游客。许多年轻女性前来这里，其实怀着不只是浪漫，而是实际的期盼，希望能遇见某个人，随后带她们前往另一边。”作者不自觉地用到了一个隐喻，即西欧是男性的、阳刚的、有力的，东欧是女性的、阴柔的、软弱的，所以保加利亚未来的路，也只有摆脱土耳其，融入欧洲，才能“进入一个更为人性化、更为多元的世界。”
在看待东欧国家出现的亲美国热潮时，作者却还是保持一点清醒。政制变动后的东欧国家蔓延着的对美国的向往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根本无法存在，美国梦构筑出来的仅仅是一个幻想。一方面，美国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输出，成功建立了美国政体的模板地位、美元的强势硬通货地位，同时使得好莱坞电影、美国书籍成为了东欧青年崇尚和拥趸的对象，推动东欧国家人民在精神上、文化上彻底抛弃了苏联；另一方面，无法实现的美国梦与正在经历的残酷的现实挣扎之间形成二律背反，多少东欧的人民人生发展道路变得异常扭曲。面对青年人一心都想奔赴美国发展的情况，作者泼了冷水。“我对这些年轻人开展循循善诱的劝导：如果你想去一个新的国家寻求发展，那么你至少得辛苦十年才能立足；与其如此，为什么不在这里辛苦十年，在这里参与兴建一个新的世界呢？但是我的说法让那位长发艺术家很生气，语气中也充满不耐烦。他愿意去美国做任何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情愿去那里面对困难，也不愿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奴隶般的对待。”但作者最终还是没法说服这些怀着美国梦的人们放弃做梦。我想，从此处我们也可以知道，美国成功挑起东欧国家与苏联、与社会主义脱钩，但却没有带领转型后的国家共奔美好前程的义务，甚至从脱钩开始，东欧国家在美国战略地位中已经下降几个层级，脱钩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发展致富还必须靠自己。
因此，那些政局持续动荡的国家，就后三十年不如前四十年，政局稳定的国家，也就是精英阶层得益，普通百姓要说有什么大的收益，我们也不得而知，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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