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界首地下党的斗争
丁兆一
一九三九年，陇海、津浦两条交通线被日寇控制，黄水淹没陇海路南，界首成为从敌占区到大后方的通商要道，人口增至十几万。投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国民党的官僚兵痞视界首为肥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以界首属于“重建区”要控制界首；桂系李品仙以界首属于安徽，要抢占界首；东北军何柱国以驻军名义要盘踞界首，三方争夺不休，中统、军统特务也混扰其间，为非作歹。界首北面是我豫皖苏解放区，是与河南省委联系的必经之路，是新四军四师和五师联系的重要通道。界首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地位异常重要。能否搞好界首地下党工作，对我党我军关系重大。丁兆一一、站住脚跟年6月底，上级决定，沈邱县委由豫东地委划归豫皖地委领导。同时，沈邱县委作了改组：贾达夫同志调走，由我任县委书记，李文钦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司俊任县委委员。七月，地委召集临泉、太和、沈邱三县负责人宋梦麟、宋英和我三人开会，分析界首形势，为了加强界首工作，决定由三县分管改为由沈邱县委管，沈邱县委工作重新由农村转到界首，地委抽调优秀干部加强界首工作，任务是掌握敌人动态，保证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地下党联系的安全，具体工作由我来负责，我和李文钦同志都住在界首。沈邱县抽调了程兰谷、王子超、刘芳洲、董种珊，地委调来了马建中、王振江、马翔九等几位同志，后来沈邱县委又调来了王子彬、刘顺德同志。这时已成立中共界首特支，我兼任特支书记。年5月，当年的老地下党员在豫隆商行旧址前合影有了立脚之地，县委动员党员和党外人士集资开办了“豫隆商行”，又利用马建中同志的关系开办了“文化村戏院”，初步在界首站住脚根后，我向豫皖苏区党委汇报，区党委认为：“豫隆”、“文化村”来往人杂，虽然便于掩护身份，但不利于工作，决定另由区党委出资三千元开设“益友商店”，作为区党委在界首的联络站和沈邱县委的地下机关。“豫隆”作为县委联络站，放弃“文化村”，并在大丁营设立前哨联络站。凡从河南省委来的人都先和大丁营联系，对准暗号，再由大丁营通知界首联络站，以防不测。区党委指示：为随时掌握敌人动态，要派得力干部打入敌人内部，这些同志由我单线联系，不与其它同志发生横的关系。界首行政上没有统一组织，统辖界首的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这两组织刚成立，汤恩伯、李品仙争夺相持不下，最后落到了何柱国手里。马建中的堂兄马润身在旧军队当过团长，已退役，在界首开药店，是个二等绅士，与警备司令认识，警备司令要马润身出任司令部参谋长，马不愿干。我们便动员他去任职。马润身任司令部参谋长后，就介绍马建中同志去当副官，我们又通过社会关系，派刘顺德同志去警察局。董种珊同志在地方熟，负责统战工作。这样，在敌人内部派遣了得力人员，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二、利用矛盾马建中、刘顺德两同志精明能干，随时向党汇报敌人内部情况，不仅敌人阴谋计划、人事变动、相互斗争，我们都了如指掌，连其敲诈贪污和宿娼赌博，我们都能掌握。而敌人（包括中统、军统特务）对我们却茫无所知，他们的主子天天叫喊捉共产党，可是却看不见共产党。而且心甘情愿地为共产党效劳。马建中有一次，有位负责同志要经界首到豫皖苏区去，约定时间由我接送。我按预定时间走到河边，见已封河，心急如焚，立即找到马建中同志，要他想办法。他远远一看，知道是中统封的河，便找一个“军统”，约他去玩。建中知道这家伙是个色鬼，故意说河南有玩的地方，这家伙要建中带他去玩，建中摇摇头，向河里一指，说：“不行呀，人家封了河，你过不去。”这家伙一看河上的“中统”便火了，“他妈的，过去，看他敢不让老子过河!”建中还是摇头不去，说：“我这个小副官可惹不起人家。”这家伙拉住建中不放：“我说清楚是我请你去的，还不行吗?”走到河边，果然“中统”上来阻拦，对建中说：“马副官，对不起，上级有命令，今天谁也不准过河。”军统特务上前一步，把特务证一亮，说：“我有重要公事，非过不可，马副官是我请来的，误了公事你负责。”两个争吵起来，建中出来调解：“都是朋友，何必为公事失和气，封河是封老百姓，还能封自己人?”说得中统那家伙软了下来，“好吧，那就过吧，不过马副官，柳组长（中统在界首的头子）问起来，你可要为兄弟说句话。”建中一拍胸脯说：都是朋友，柳组长那包在我身上了。”建中顺利过了河，借着军统特务上妓院的机会，和来的同志接上头，又到妓院和军统特务说：“我的老表从大后方来，刚刚赶上封河，参谋长的亲戚到界首连河都过不去，真丢人。”那家伙听了很生气，“有我哩，我连这姑娘（指妓女）也带过去。”就这样，建中顺利地把来的同志接到了河北。当我把这位同志送走，敌人还在封河。待续……资料来源：《沙河春潮》界首党史办编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