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年生于江苏涟水，年12月17日18时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王尧先生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藏学家、民族史学家。王尧先生毕生从事古藏文资料收集和研究，在藏学领域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12月23日，王尧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或送花圈，或发来唁电，学界友人与弟子纷纷前来表达怀念之情。师从于道泉教授
王尧先生原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年奉调北上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祖师于道泉先生。
于道泉是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他曾先后在法国留学5年，到德国工作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教书9年，并于年归国。当时于先生向中央建议要尽快培养边疆研究的人才，说自己在海外16年，感觉中国边疆将来一定会出问题，不可大意。于是中央就迅速从各个高校抽调人员出来，组织西藏语文的训练。
王先生当年离开母校南京大学到北京去的时候，对于西藏和西藏学几乎毫无概念。“只知道小学教材中的‘西藏地方’，当时还不叫‘西藏自治区’，‘西藏地方’有达赖和班禅，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达赖亲印（度），班禅亲汉，就这么简单几句。”王先生曾回忆说。虽然当时对西藏的认识十分浅薄，但受到委托学习藏族语文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王尧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式下，开始跟随于道泉先生学习藏文，于先生当时请了几位长期在内地工作的藏族同胞来教藏文，“当时没有任何课程，只有一门课，就是要把藏文、藏语尽快学好，所以大家都努力学习，准备去和平解放西藏，把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哎呀，当时真是雄心壮志。”20世纪80年代初，王尧（左二）同于道泉教授（右二）在一起。亲历毛泽东主席与达赖、班禅共度藏历木羊新年
贡噶活佛是王尧到藏区学习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活佛把他们接到贡噶雪山上的贡噶本寺，到寺庙里面了解寺庙生活，并学习贡噶活佛选择的教材，接触文、史、哲几个方面的材料，就这样满怀信心地往西藏“进军”了，当时有一首歌可以说明人们的心情，那首歌就是《歌唱二郎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时受到广大农奴群众的热烈欢迎，王尧也利用藏语的初步知识简单地做了一点群众宣传工作，争取藏民与解放军的合作，他当时对于道泉先生的教导感同深受，即只有学好藏语文，才能在藏族地区开展工作，把中央的政策、毛主席的关怀带到藏区去。
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分别率代表团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王尧回到北京在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负责欢迎、接待他们，也亲历了毛泽东主席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一起共度藏历木羊新年的历史场景。十一世班禅唁电：“我与先生有两世因缘”
12月21日，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也向王尧先生治丧委员会发来唁电，沉痛哀悼王尧先生，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称“王尧先生是我国著名藏学家，一生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勉励后学、感人肺腑，学术卓越、影响深远，令知者无不敬仰。我与王尧先生有两世因缘，祈祷先生早登极乐！”
十一世班禅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因为王尧先生与十世班禅之间情谊颇深。
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初次见面是在年，时年13岁的十世班禅到中央民院做报告，5分钟的演讲，翻译用了半个小时才诠释清楚，王尧当时就在台下，藏汉语言交流如此困难，他如坐针毡。
时隔多年后，王尧的一个学生告诉他，扎什伦布寺的文物室有一幅古画，非常值得注意和保护。王尧前往查询后，认定是一幅唐代密宗的坛城图。后来，在北京，王尧对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谈到了这幅画，赵朴初向十世班禅提出借观的要求。班禅把那幅画提出来，郑重地交给了赵朴初并称：“这是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众供养中国佛教协会的礼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历辈班禅大师”和“当代班禅大师”两个词条的编写由王尧负责，这加深了他与十世班禅的接触。在班禅大师佛邸的多次对话，他们已经完全能用汉语交谈了。
一次，十世班禅邀请王尧携眷一起到其佛邸吃饭，班禅接待热情，并亲自削苹果递给了王尧夫人。王尧夫人不好意思直接接下，王尧连忙提醒：“赶快接下，谢谢大师，连苹果皮也要接下，按藏族的规矩，这是添福增寿，以作纪念。”那次宴请，十世班禅还邀请王尧的父母一起用餐，这是藏族中尤其是活佛喇嘛中的最高礼仪。
年，国家决定在扎什伦布寺修建五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本来，十世班禅邀请王尧同行进藏，但他当时因有出国任务不能前往，谁知，这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王尧先生为什么值得怀念？我们应该怀念什么？也许，从他的再传弟子任小波在王尧先生从事藏学事业60周年之际（年9月）写的这篇文章，可以管中窥豹，远远感受其大家风采。任小波：我心中的王尧先生
我属于王尧先生的再传弟子辈，有幸于-年七年之间忝为先生助手，得以有机会在先生尊前问学。自从年离京来沪之后，罕有机会能与先生见面长谈。每以电话问礼之时，总能获得先生的启迪和鼓励。年，先生将其所藏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捐赠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史地所，并且亲自南下参加捐赠仪式。连续数日，朝夕陪伴先生读书、起居、会客、闲谈，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随后，先生又赴浙江安吉参谒吴昌硕故居，探访这位“一月安东令”（先生故乡江苏涟水旧称安东）的旧迹。年登耄耋，先生似乎仍然保有一颗倦游问道的雄心。而今先生溘然辞世，枯坐良久，无法定神，悲痛难以自已……
年9月下旬，先生从事藏学事业60周年之际，我曾写下这篇短章献给师尊，后以笔名“允丹”发表于当年的《人民日报》11月22日24版。特此转发如下，献给永远在我心中的王尧先生！置身庄岳，遍知雪域
王尧先生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年响应时代的感召离宁来京，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研习藏语和藏文，自此投身于藏学研究和西藏文教事业。他的业师于道泉先生，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王尧先生念兹在兹的学术持守，正是于先生所倡导的“置身庄岳，事半功倍”的治学思想。此典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庄”、“岳”分别为齐国的街、里之名，喻指环境对于语言习得不容低估的深刻影响。生于齐都临淄的于先生，必是对孟子的劝学遗篇别具心解。当年在北平时，他为了跟喇嘛学习藏文，在雍和宫一住就是几年；后来负笈巴黎，他为了迅速通晓法文，竟移居不见华人踪迹的郊野。
谈及于道泉先生的教诲，王尧先生曾经这样追怀师恩：“这就是我后来（20世纪50年代）进入贡噶雪山的贡噶寺师从贡噶活佛的原因，也是我曾经着意搜集、翻译藏族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民间戏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贡噶山求学期间，得益于贡噶上师的教授和藏族学侣的助缘，他将西藏最负盛名的训世哲理诗集《萨迦格言》译为汉文，随即在当时的《人民日报》文艺版连载了好几个月。雪域高原上的藏族，创造了充满丰沛精神力量的伟大文明。而在那个年代，内地人们对它的接近、理解和分享仍很有限。王尧先生多次就此十分自豪地说，研读格言使他的藏文水平突飞猛进，颇有身置庄岳仰之弥高之感。
在藏族同胞中间长期生活，培养汉藏民族的亲和感情，这便是王尧先生素所秉奉的“学行相应”的理念。他曾经十余次深入藏区，往还于风雪为伴的羁旅途程，遍访山川胜迹、古刹庙堂、农牧宅帐，在苦乐中获得有关西藏的渊博知识。这使他的藏语毫无生涩的书卷气，而著述却具足地道的真精神。他的名著《吐蕃金石录》，正是酝酿于碑版摩挲与行囊纸笔之间。凡是与他有所交往的人，无不为他淹通今古的学识所折服。王尧先生与西藏各界民众结下了水乳交融般的情谊，并曾多次为十世班禅大师、阿沛·阿旺晋美等僧俗上层担任翻译。藏族友人亲切地在他的藏名“旺杰”（dBangrgyal）之前冠以“通司”（译者）二字，以此表达对他诚挚的赞许和尊敬。骋怀纵笔，通摄汉藏
王尧先生是极具诗人情思和文学天赋的人，他的作品大都立意广远深湛、落笔缤纷有致。与他那些位居当代汉文文史重镇的昔日南大同学不同，他在时代潮流的激涌中蔚然成为一位博晓西藏文化的大成就者。他的学习经历、学术研究乃至社会活动，纵即是在逆境之中踽踽独行、艰苦跋涉，也未尝稍减对于藏地民生的大爱之情、对于汉藏文化的深沉关切。他将自己平生主要藏学论著的结集，视作“回馈社会，仰报师友”的一份文化使命。五卷本的《王尧藏学文集》，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宏伟气魄和精神气度的藏学著作之一。其中所涉论题，常将汉学与藏学两大领域自然铸为一炉，且以宏通的襟怀每每切中问题的究竟。
敦煌藏文文献的释读和研究，曾被共许为最能检验藏学家学术水准的一个领域。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藏学研究的一个光辉成就，便是以王尧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藏文写本的译释。他在磨难中以心血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连同其他那些在没有现成古藏文辞书可依的条件下完成的译品，至今仍以平妥圆融、风雅宜人而享誉士林。汉藏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乃是一个源远流长、百转千回的过程。王尧先生以其博学深观，考出南宋末代皇帝入元以后，流寓西藏萨迦寺为僧、成为娴通藏文的译师，后又蒙冤罹难、遗恨千古的传奇史事。90年代以来，他更是孜孜以进、勇于变法，毅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于汉藏文化交流的探究，治学境界更臻开阔宏大。譬如他对藏译汉籍名著和故事以及藏文化中五行和八卦思想的考察，概皆展现出一种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
得天独厚的藏地阅历和无与伦比的藏文修养，使得王尧先生的撰著更多一层游刃有余的怡然之风。他对西藏政治和文化史上的伟人萨迦班智达寄予热诚洋溢的推许，乃至将其积极入世的时代自觉意识与孔子的社会思想比况映鉴。他极力表彰太虚大师创立汉藏教理院，“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的文化功绩。近年以来，他还发愿为贡噶上师、东噶活佛编订年谱。时至今日，与以上两位大德皆有深交的一代学者几尽凋零，恐怕也惟有王尧先生有资格堪当此任了。就在去年，他又于旅欧途次撰成两万余言的长文，题曰《我所结识的喇嘛》，追怀与多位藏族学者“血浓于水”的情缘。在他看来，这批藏族友人的学行，理当列入中国现代藏学史的谱系。究极学理，滋育英华
王尧先生的藏学生涯，始于对西藏语文和藏传佛教的研习。他曾将藏传佛教的特色高屋建瓴地总括为四个层面，即全民信仰、经学教育、活佛转世和藏传密教。他尤其称道西藏的经学教育传统，认为现代教育理当从中汲取宝贵的启示。在王尧先生看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人生最大的快意。他的不少恬适亲切、不拘一格的论著，足资作为青年学子的起信津梁和入门经典。关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他曾这样劝导已为人师、前来就教的座下门徒：“教学生就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正是在他的亲炙和提点下，不少晚学后辈毅然消除了事业选择的疑虑，坚定了投身于藏学研究和西藏文教事业的志愿。
王门锻造出了一支汉藏兼通、学风鲜明的藏学劲旅，其中不少学者已是当今西藏历史、佛教、艺术等领域的翘楚掌门。王尧先生曾经就此颇为自得地说，他“欣喜地发现”了北京城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在西三环北段及其延长线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均有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蔚然形成一条南北贯行的“藏学轴线”。王尧先生是“文革”之后最早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的中国学者，且是连续参加了第3-10届国际藏学会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藏学家。他这样总结自己多年的国际学术交往：“做点小贩而已，贩些洋货回来，贩些土产出去。”正是如此的来去往复，为沉潜多年的中国藏学注入了活水、赢得了荣耀。
一个学者浪漫壮阔的诗意藏学人生，一个甲子历久弥深的无悔事业追求。王尧先生以其身教和言教，滋养了中青两代西藏学者的人文心智，恩育了不少卓荦拔萃的嫡传弟子和精进有为的编外门徒。年先生八秩华诞之际，著名作家马丽华曾作颂文一篇，以其慧心妙解将王尧先生比作中国藏学的“航空母舰”，将王门桃李比作激扬盛放的“无限花序”。或可一如先生所译《萨迦格言》中的比譬：“住在须弥山上的鸟儿，都披上了金色的外衣。”为师者有如峰峦，从游者恰似雏鸟。假若没有先生这副根基深广、崇巍如山的“巨人之肩”，当代中国藏学的振羽翱飞、鹏程云霄恐会缺失太多的力量和光彩。斯人已逝，我们要做的，当是尽力继承其遗志，让西藏更好地与世界连接。编辑：贺思责任编辑：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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