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原社会主义阵营的民族联邦制国家相继解体。本文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为例，从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变迁、民族性格的差异、相互认知和成见以及对共同国家的不同看法等角度，揭示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联邦主体相互关系的发展以及联邦国家的命运产生的重要影响。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心理;联邦解体;国家认同;
姜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东欧室副主任。（北京）
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均在社会主义时期以民族为特征建立起联邦制，又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走向解体。与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进程没有伴随剧烈的社会动荡或惨烈的暴力冲突。在双方政治精英和平谈判的基础上，捷克与斯洛伐克实现了快速、有序和顺畅的“天鹅绒离婚”。文明的解体方式与捷斯两个民族之间传统的友好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彼此不存在仇恨的两个民族又缘何在全面转型和“回归欧洲”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在民族联邦制国家，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联邦主体相互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之一。本文拟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探析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根源，以便给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整合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变迁
（一）对种族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理解
民族通常可以从种族意义和政治意义两个层面上理解。从种族意义上理解民族，它是根据祖先的血缘世系、共同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经验而团结在一起的群体，成员的身份源自遗传。虽然中东欧地区的人们在很早以前就意识到种族差异，但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塑造现代民族的时候，种族差异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那时人们意识到，宗教和等级身份不是最重要的，民族属性才是最重要的，而民族归属的主要标准是语言。
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民族，它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全体公民。如果在一个国家，种族多样化的民众逐渐获得归属于一个整体的意识，那么就表明政治民族得以建构起来。政治民族的建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长期共处，不同族群自然而然地产生共同的归属意识；二是较为强大的族群吞并较为弱小的族群。实际上，这两种方式常常被结合起来使用。在政治民族框架内，所有的公民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需要放弃关于自身起源的意识。建立政治民族的进程一旦被国家的统治阶层人为引导，就常常以失败告终[1]。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西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对民族的理解存在差异。前者通常将民族理解为政治民族，而后者更多将民族理解为文化—种族单位。
(二)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在民族复兴运动进程的初期，由于语言差异明显，捷克地区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分化，以及斯洛伐克地区斯洛伐克人与匈牙利人的分化相对快速与简单。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分化则要复杂得多，原因是他们之间同时存在相似和相异的感觉。相似感源自三个方面：语言完全互通、古捷克语是斯洛伐克新教教徒的礼拜仪式用语、年以前斯洛伐克不存在文学语言的标准形式。相异感则来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自10世纪初大摩拉维亚帝国崩溃后，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2]。最终，差异感战胜了相似感。
尽管斯洛伐克人向现代民族发展演变的条件非常不利[3]，但是以卢多维特·什图尔为首的民族复兴领导人依然坚持斯洛伐克民族的独特性，于年规范了斯洛伐克书面语。他们认为，语言相近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面临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斯洛伐克人不可能在匈牙利框架内塑造成生活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另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却可以在自己书面语基础上塑造成一个独特的斯拉夫民族。斯洛伐克人统一于一种书面语言并将它实际运用于文学创作中，意味着一些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复兴运动领导人试图塑造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计划归于失败[4]。
从年革命起，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抱负差异明显。捷克民族复兴运动领导人努力恢复捷克人在哈布斯堡王朝框架内的历史国家地位[5]，他们希望由原捷克王国的三个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组成一个拥有一定独立地位的行政单位。、和年，捷克人先后三次向奥地利执政当局提出希望在实行联邦制的哈布斯堡帝国框架内获得历史国家的权利。斯洛伐克人无法像捷克人那样把政治纲领建立在历史国家权利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在年革命期间制定的《斯洛伐克民族的要求》和制定的《斯洛伐克民族备忘录》这两份政治纲领中，斯洛伐克人都提出在按照民族原则实行联邦制的匈牙利国家内获得半独立地位的区域自治要求。
随着19世纪末奥匈帝国境内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匈牙利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愈益感到加强相互合作的必要性。捷克一些政治领导人开始考虑在尊重语言差异的基础上与斯洛伐克人进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多数捷克人坚信，斯洛伐克人是捷克或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斯洛伐克方面也有一些人持类似观点，但这与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的宗旨——建构独特的斯洛伐克民族相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鉴于捷克人已拥有发达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生活，形成了统一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与斯洛伐克人联合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过程中，捷克人发挥了主导作用。以马萨里克为首的捷克政治领导人认为，即便不能在种族和语言的意义上，也可以在政治意义上实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统一。
（三）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
年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立在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思想基础上[6]。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概念由捷克政治领导人提出，是指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族群形成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语言。这一概念被固定在年通过的宪法中，旨在使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通过相互接近和消除差别最终完全融合在一起。
多数捷克人很快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概念，他们认为联合斯洛伐克是很自然的事情，斯洛伐克人在一定程度上与捷克人有着亲缘关系或者就直接是捷克民族的组成部分[7]。由于建国之初斯洛伐克力量虚弱、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和国际关系紧张等原因，在~年存在的临时国民议会中，斯洛伐克议员比捷克议员更为强烈地要求在宪法草案中采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一概念。然而，多数斯洛伐克人对这一变化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增强民族意识，双重民族的复杂概念的内化非常困难[8]。
尽管捷克政治领导人多次强调，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团结以及捷克教师、官员和文化工作者对斯洛伐克建设的帮助，不意味着吞并斯洛伐克民族。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捷克政治领导人忽略了斯洛伐克人的民族认同。爱德华·贝奈斯是捷克政治家中反对斯洛伐克民族独特性的突出代表[9]，他始终不承认斯洛伐克民族的存在，认为斯洛伐克语是捷克语的方言。随着斯洛伐克人迅速从匈牙利化时期一个被扼制、被践踏的民族提升为欧洲现代民族，斯洛伐克人的民族自信心显著增强，愈益认为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思想是对斯洛伐克民族独特性的压制。
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个使其民族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的新国家。在年“慕尼黑阴谋”期间，仍然有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愿意拿起武器保卫这个国家。但是，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在国家认同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多数捷克人从一开始就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视为捷克国家的扩大，将“捷克的”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视为同一，高度认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历史上就没有建立过自己国家的斯洛伐克人，没有体验到斯洛伐克国家性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性合并的感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是捷克人主导的国家，斯洛伐克不仅在国际上不知名，而且在国内政治中其地位问题被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所遮挡。虽然捷克政治精英把民主制度带到斯洛伐克，并帮助它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取得很大发展，但未能成功地解决民族、社会经济和宗教等问题，导致斯洛伐克社会不少人对国家表现出半忠诚或是不忠诚的态度[10]。
年3月14日，斯洛伐克迫于纳粹德国的压力宣布独立。虽然这个国家是纳粹德国的傀儡政权，但6年的独立经验促进了斯洛伐克人民族认同的巩固和民族自信心的进一步增强，大约有1/3的斯洛伐克人认同这个国家。而那些希望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人也不愿意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中央集权时期，尤其拒绝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思想，期待与捷克人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在年恢复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斯洛伐克民族的独特性得到承认，但斯洛伐克人希望保留斯洛伐克国家性的民族抱负未能实现（即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实行联邦制）。而且，斯洛伐克民族机构的权限不断削弱。因此，斯洛伐克人对这个国家怀有很深的失望。
在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后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了联邦制。在“正常化”背景下，联邦制很快变形，它没能满足斯洛伐克人的两个愿望:自主决定斯洛伐克的事务和提高斯洛伐克的国际知名度。
年政局剧变后，把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性联系在一起的斯洛伐克人力求在修正变形联邦制的进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民族国家主权。而捷克人把民族认同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性联系在一起，习惯将联邦国家理解为自己的国家。尽管也有许多斯洛伐克人把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看作自己的祖国，但多数斯洛伐克人把“联邦的”理解为“捷克的”，认为联邦机构是阻碍和限制斯洛伐克发展的事物[11]。
~年，种族与语言相近、文化传统相似的捷克与斯洛伐克民族没能在共处一国期间形成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意识。于是，在奥匈帝国废墟上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最终遭遇与奥匈帝国一样的结局，后者在年解体前就没能解决好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
二捷克民族与斯洛伐克民族性格的差异
（一）捷克民族性格
1.理性
在历史上，捷克人长期与德意志人密切共处并相互竞争，其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对现实的反应都与德意志人相似，有着明显的理性特征。在德意志民族的影响下，捷克民族实现了快速和均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塑造了创业精神、自我监督的生活态度和自治意识，形成了按照明确的规则而不是传统的步骤行事的特性。美国作家福罗拉·刘易斯在其著作《欧洲：统一之路》中指出，“与其他斯拉夫人相比，捷克人更加冷漠、谨慎、现实，性格中没有丝毫癫狂的热情、兴奋和残酷……他们凭着自己的感觉，对几乎所有的事情进行判断，将其归结为保守的或相当合理的。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表现出强烈的感受。”[12]
2.实用主义
在哈布斯堡王朝框架内捷克民族长期丧失独立地位，加之与其对抗的德意志民族较为强大，致使捷克民族意识到自己不能成为历史变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而只能被迫接受外部较为强大的政治角色强加给它的结果，于是形成了实用主义的文化心理。~年，捷克民族经历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13]。在多数情况下，捷克人不能参与关于变化的决策进程。于是，实用主义心理得到加强。捷克民族的弱小，注定它有时需要通过外部的干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有时不得不实用主义地适应这些干预，以免出现以卵击石的后果。
3.强烈的优越感
13~15世纪是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辉煌时期，这段时期不仅对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使捷克人拥有了与众不同的优越感[14]。在19世纪，捷克思想家们在将德意志政治文化传播至捷克民族之时，他们对自认为是不良的成分进行了“过滤”处理，因此产生了捷克民族独特性的神话，即与其他民族相比，捷克的政治文化质量更高[15]。
捷克人相信，本民族注定要完成特殊的历史使命。比如，~年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存在期间，捷克政治精英怀有将民主思想传播到中欧其他国家的使命感。~年人民民主制度时期，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领导人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特殊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捷克人也没能摆脱“独一无二”的感觉，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比苏联阵营内其他东欧国家要好要强。
4.喜欢变革
年，信仰新教的捷克贵族和市民发动反对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成为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捷克政治领导人积极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年，捷克政治家根据西方民主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民主共和制，当时被称作中欧的“民主岛屿”。在年议会大选中，共产党在捷克胜出，为后来捷共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在年，捷克社会各界热烈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进程“布拉格之春”。年政局剧变后，捷克人坚决要求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清算，追求激进的社会变革。在年议会大选中，主张进行激进经济转型的右翼政党公民民主党获胜。
5.个人主义
捷克人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其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不是特别强烈，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捷克文化接近西方文化特别是德意志文化，倾向于以个人为中心对待整个社会和他人。第二，新教和胡斯教中都有重视个人价值、主张自由平等的信条。第三，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捷克人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从那以后，捷克人开始重视个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年修正变形联邦制期间，捷克政治精英认为国家应建立在所有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这有别于斯洛伐克政治精英所主张的依照民族和民族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构建国家的思想。
6.一定程度的攻击性
在19世纪，捷克民族既从德国政治文化中获得许多启示，也从中吸收了许多负面的元素，如对其他政治文化采取攻击态度，努力在较为弱小的民族面前保持主导地位。纵观~年的历史，捷克人对其他政治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攻击性。他们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或者所持的观点是最好的，其他不同的行为和观点他们不是给予严重警告，就是置之不理。~年，捷克政治家不是拒绝与国内其他民族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就是选择那些接受捷克政治文化优势地位的其他民族的政治领导人进行对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保障国家的稳定，捷克人清除了境内的非斯拉夫民族[16]。捷克人坚信斯洛伐克政治文化质量较低、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视其为小兄弟，一些领导人习惯对斯洛伐克人采取自以为是和高高在上的态度。一旦斯洛伐克人提出希望拥有更多权利的要求，捷克人就会觉得斯洛伐克人没有获得很好的教育，不懂得知恩图报[17]。
（二）斯洛伐克民族性格
1.感性
斯洛伐克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安东尼·尤洛夫斯基指出：“斯洛伐克人易动感情。一方面斯洛伐克人表达感情的能力强，他们习惯通过手势、演讲和其他行为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斯洛伐克人较为敏感，他们只需相对小的外界刺激就可以触动感情。”[18]斯洛伐克人对外族人的评论很敏感，反应很强烈。面对捷克人的优势地位和傲慢态度，斯洛伐克人感觉受到欺侮。
2.防御性
从19世纪塑造现代民族的进程开始，斯洛伐克人就感受到来自两个较为强大民族的压力：匈牙利民族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和捷克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因此，保护斯洛伐克传统社会以免其受到匈牙利和捷克的现代化影响，伴随着斯洛伐克现代民族的塑造进程。19世纪下半叶建立的斯洛伐克民族党，以及该党最强大的继承党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19]，都反对社会的世俗化和道德败坏，宣扬传统社会的乡村特点，抵触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趋势。在形成防御性民族性格的过程中，天主教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集体主义
斯洛伐克社会有着信仰天主教的传统，绝大多数民众信仰罗马天主教。天主教传统使斯洛伐克人拥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归属感，而团结意识和归属感与社会和民族情感很接近。斯洛伐克人具有较为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其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斯洛伐克的政治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立直至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家解体，斯洛伐克民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地位问题成为斯洛伐克政治的中心议题；第二，斯洛伐克人要求社会平等和公正，认为社会有义务保障他们的生存，个人责任感较弱，奋斗精神和竞争感不足。早在年，斯洛伐克政治观察家杨夏克就发现，斯洛伐克政治误区之一是国家万能的信念，确信国家应该对所有贫困、不足和冤屈负责[20]。年5月，有一半的公民希望加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21]。
4.保守主义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促使保守主义观念逐渐植根于斯洛伐克社会[22]。由于文明的进化与匈牙利化联系在一起，致使斯洛伐克人认为民族存在因文明进步而受到威胁，这正是斯洛伐克人倾向于封闭、不相信变化的根源[23]。在与捷克人共同建立国家后，斯洛伐克社会依然长期保持传统的形态，政治文化中保守主义倾向明显，反对一切激进的变革。在年议会选举中，在斯洛伐克地区获胜的是年后一直没有明显变化、继承斯洛伐克政治传统的民主党，与捷克地区共产党获胜形成鲜明对比。年政局剧变后，多数斯洛伐克人没有对共产主义制度持强烈批评态度，而是对社会剧烈变化采取防范态度。在年议会大选中，在斯洛伐克获胜的是采取不同程度保守主义立场的政党。
5.倾向权威主义
斯洛伐克社会不信任自由主义，倾向于权威主义，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首先，斯洛伐克是传统的天主教社会，天主教会等级制度森严，从主教到信徒，各个等级井然有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斯洛伐克社会存在对“铁腕”政治家的渴望。其次，斯洛伐克人长期对自身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感到不满。通常情况下，民众在感到威胁或沮丧时倾向于强硬派领导人物，以便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难题。在斯洛伐克，具有超凡魅力的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很受欢迎。如果政治家没有像历史上的赫林卡和剧变后的梅恰尔那样具有超凡魅力，就很难在传统的斯洛伐克社会获得大力支持。
6.顺从与反抗的矛盾统一
斯洛伐克民族是中欧最小的民族，在历史上屡屡被邻近的民族统治或压制，为了生存下来或者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改善民族地位，斯洛伐克人甘受他人统御和顽强争取独立自主的性格交替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面对强大的匈牙利化压力，斯洛伐克人采取迎合或消极抵制态度。在~年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期，大部分斯洛伐克精英听命于捷克人控制的中央政府，并且捍卫捷克斯洛伐克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绝大部分斯洛伐克精英努力表现出对纳粹德国的忠诚，以便为斯洛伐克的发展赢得保障。当苏联武力终止“布拉格之春”改革进程时，一些斯洛伐克领导人积极与苏联合作。然而，被称为“塔特拉山下的鹰”的斯洛伐克民族也具有鹰那样的性格：果敢、坚定、善于等待和抓住机会、拒绝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期望统治他人却勇于保护自己的家园[24]。在19世纪上半叶，以什图尔为首的一批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领导人，不顾匈牙利化的压力，不顾斯洛伐克人是匈牙利国家最小的种族且从未拥有自己的国家，开始努力实现斯洛伐克民族独特性的梦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一直努力争取斯洛伐克民族的自治地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政治精英意识到与纳粹德国为伍毫无出路，于是在年8月29日发动了反对纳粹统治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洛伐克人实行联邦制的愿望落空，但他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一直存在，在年“布拉格之春”时期坚决要求实行联邦制。在年政局剧变中，斯洛伐克人就发出修正变形联邦制的呼声，以争取更大的民族自主权。
三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相互认知和成见
（一）19世纪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相互认知
在民族复兴运动以前，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接触比捷克人与德意志人、斯洛伐克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接触少得多。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逐步形成，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愈益互相 19世纪初，在泛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捷克人努力向喀尔巴阡山脉地区扩大影响，并把斯洛伐克人囊括进捷克种族。一种观念在捷克人的思想中逐渐生根：斯洛伐克人是捷克种族一个不太发达的分支，斯洛伐克语是捷克语的方言。在斯洛伐克，约占总人口1/4的新教教徒确信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属于一个族群。但斯洛伐克多数人口信仰天主教，天主教牧师拒绝这一说法。新一代新教知识分子也逐渐意识到，斯洛伐克人不是捷克人，捷克人关于斯洛伐克人是捷克种族的一个分支的设想是虚幻的。
捷克人力图实现与斯洛伐克人的统一，以抗衡德意志民族威胁。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地域等方面考虑，与斯洛伐克联合都能使捷克在哈布斯堡帝国框架内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增强政治地位。所有破坏捷克与斯洛伐克统一的行为，都使捷克人感到力量削弱和威胁加大。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年规范书面斯洛伐克语深感不满，由此产生了关于斯洛伐克背叛和分裂的看法。当捷克人单纯地希望通过“兼并”斯洛伐克，获得相对于德意志人的比较优势时，斯洛伐克人天真地依赖捷克人的无私帮助和保护，以便增强反抗匈牙利化的力量。捷克人对固定书面斯洛伐克语的强烈反应，既使斯洛伐克人感到失望，又打击了他们的自信心。于是，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产生了下列看法：扩张主义、傲慢、只关心自身利益、对斯洛伐克事务不感兴趣。斯洛伐克人还认为，捷克人不是真正的斯拉夫人，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捷克人变得道德败坏[25]。直至20世纪90年代一些斯洛伐克政治精英在谈到捷克自由主义时，依然持有类似观点。
由于与斯洛伐克相比捷克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他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斯洛伐克人低等，如较为贫穷、文化水平较低、技术能力较差、较为缺乏创业精神、不能适应工业文明的条件和政治上不成熟等。尽管斯洛伐克后来在20世纪取得很大发展，但捷克人没有完全改变关于斯洛伐克人低等的看法。在两个民族发生冲突之时，捷克人常常下意识地认为斯洛伐克人低等，从而使斯洛伐克人产生被歧视的感觉，有时还很强烈[26]。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相互认知与成见的加深
随着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相互接触增多，捷克人以更现实的态度修正了以前对斯洛伐克人过于简单化的认识，形成了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互相补充的观点。捷克人自认为是理性思辨、成熟、阳性、城市化和文明的，他们认为斯洛伐克人是直觉力强、感情丰富、幼稚、阴性、自然和具有乡土气息的。于是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神话：关于兄弟的神话——捷克人是大哥斯洛伐克人是小弟；关于父子的神话——捷克人是父亲斯洛伐克人是儿子；关于婚姻的神话——捷克人是丈夫斯洛伐克人是妻子[27]。
尽管相当一部分斯洛伐克人接受了这种互补模式，但是斯洛伐克人愈益反感两个民族在共同国家内的不平等地位，要求获得更多的平等待遇。在共同国家成立之初，许多捷克官员和专家前往斯洛伐克支援那里的建设，以帮助斯洛伐克摆脱落后面貌。捷克人至今都认为这种帮助是无私的，斯洛伐克人也承认这种帮助是必需的，但他们感觉到捷克人家长式统治的倾向。另外，前往斯洛伐克的人员数量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些缺乏专业技能的捷克人在斯洛伐克占据了重要工作岗位。在斯洛伐克培养出了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以后，支援斯洛伐克建设的捷克人没有返回捷克。因此，斯洛伐克人认为，捷克的帮助无疑有政治动机，并不纯粹是崇高的父亲般或兄长般的利他主义情怀。鉴于斯洛伐克人既期望获得捷克人的支持和帮助，又希望得到与捷克人平等的地位，因此被捷克人认为是寄生虫。这样，对斯洛伐克低等的成见进一步加深。而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帮助所持有的矛盾和复杂的心态，一直延续到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
捷克人认为，年斯洛伐克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以及随后将匈牙利军队赶出斯洛伐克，是解放斯洛伐克的行为，应该得到斯洛伐克人的感激。斯洛伐克人则认为，如果没有斯洛伐克的加入，捷克人几乎不能实现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愿望。捷克政治领导人没有遵照《匹茨堡协议》[28]给予斯洛伐克人自治地位，被一些斯洛伐克人认为是背信弃义。
捷克人致力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不断向斯洛伐克扩展影响力，与此同时，除了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文学创作者以外，捷克社会对斯洛伐克感兴趣的人很少。斯洛伐克人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向捷克扩展影响力不感兴趣（当然，他们当时也不具备如此实力），但他们比较 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另一个负面的看法是，捷克人对宗教不虔诚，道德感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人偏离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很多人改信其他基督教派，或者完全成为无神论者。一些斯洛伐克人认为，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构想是一个阴谋诡计，旨在使捷克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力量（即邪恶和腐败的力量）破坏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斯洛伐克社会的纯洁性。
年3月14日，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斯洛伐克政治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希特勒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只能做出最符合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政治决定，不能因为同情或支持捷克人而导致民族自杀。捷克人却认为，3月15日德国占领捷克是斯洛伐克的分离行为所引发的。自19世纪中叶起就已形成的对斯洛伐克人的成见——“共同事务的叛徒”、“分裂主义者”增添了新的内容——“落井下石的小人”[29]。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的不信任感一直延续到年共同国家解体。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相互不理解
在年议会大选中，共产党在捷克地区获胜，但在斯洛伐克地区它的得票率远远落后于民主党。不久，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被授权组建了执政联盟。在斯洛伐克人看来，年2月共产党全面执政是年议会大选结果的后续发展。他们普遍相信，共产主义是捷克人带来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行是捷克人扩张的结果。
年4月，在~年间担任斯洛伐克国家总统的蒂索被处决，多数斯洛伐克人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蒂索案是捷克人犯下的司法谋杀冤案，是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实施报复的结果。蒂索的传记作者康斯坦丁·楚伦在书中写道，斯洛伐克民族最大的敌人是贝奈斯总统和捷克人[30]。
捷共中央在压制斯洛伐克人的政治诉求的同时，努力拉平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的经济差距。斯洛伐克人以矛盾的心态看待工业化的成就，一方面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们抱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在经济上加大了对捷克的依赖。而在捷克人眼中，斯洛伐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资源重新分配的结果，是捷克贴补斯洛伐克的结果。
~年实行的联邦制没有拉近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彼此的心理距离，反而使其更加疏远。在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才实行联邦制，致使许多捷克人错误地认为联邦制是苏军占领的结果。捷克人还从联邦制中看到大批斯洛伐克官员进入联邦机构，以及不少资金通过联邦预算转移到斯洛伐克。由于斯洛伐克人没能享受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他们依然对本民族的地位感到不满。在捷克人看来，联邦制已经使斯洛伐克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对于斯洛伐克人的不满，不少捷克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还想要什么？”[31]
年6月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分离趋势逐渐显现之时，斯洛伐克著名作家拉基斯拉夫·梅尼奇科表示：“捷克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不了解斯洛伐克，他们不读斯洛伐克的文学作品，对斯洛伐克的报纸不感兴趣。捷克人有文明优越感，不关心斯洛伐克民族的心理，意识不到斯洛伐克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斯洛伐克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于捷克的冷落和民族主义异常敏感。这不是导致出现目前状况的唯一原因，却是一个主要原因。”[32]这一时期，斯洛伐克一位政治领导人也指出：“也许正如捷克人所说，斯洛伐克在与捷克分离后不会繁荣兴盛，但即使有风险我们也必须尝试。我们必须试验一下是否有能力独立治理自己的国家。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几代斯洛伐克人都会为低等的感觉而痛苦。”[33]
四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对共同国家的看法不一致
年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融合了两个具有不同语言、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斯拉夫民族，它们对共同国家的理解有着根本的差异。对于捷克人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建立表明捷克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顶点。新国家是捷克历史性国家权利的实现，是古老捷克王国的恢复，而且达到比预期更为理想的状态，国家的疆界扩展至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地区。捷克人倾向于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理解为单一制国家，支持实行中央集权。而斯洛伐克人带着传统的自治理念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设想在条件成熟时拥有自治政府、议会和司法体系。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是两个独立整体的联合。换而言之，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两个国家，它们在一些领域拥有主权，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又共同协商安排。这种二元制国家依照奥匈帝国的模式建构，捷克斯洛伐克国名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34]。上述思想最早出现在旅居美国的斯洛伐克侨民中间，他们与旅居美国的捷克侨民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奠基人马萨里克进行了讨论，并先后签署了两份协议。根据旅美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侨民组织年10月22日签署的《克利夫兰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应该按照美国联邦制的形式建构，斯洛伐克应该拥有自己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年5月30日，赴美游说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马萨里克与捷克、斯洛伐克旅美侨民组织签署了《匹茨堡协议》。该协议规定，在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斯洛伐克应享受自治，拥有自己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35]。
鉴于建国之初斯洛伐克力量虚弱、无力进行自我管理、国际和国内形势动荡不安、捷克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年2月颁布的宪法确立捷克斯洛伐克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年，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领导的斯洛伐克自治主义运动不断挑战中央集权。
年10月，斯洛伐克人利用不利的国际形势实现了地方自治的愿望，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简称捷克—斯洛伐克）。从此，捷克斯洛伐克主义作为政治纲领不复存在，然而它以一定的形式长期存在于一些捷克人对共同国家的理解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贝奈斯为首的捷克境外抵抗运动，致力于恢复“慕尼黑阴谋”前中央集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斯洛伐克抵抗运动已不止于追求战前的自治地位，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捷斯两个民族的关系，并希望根据斯洛伐克的重要性和力量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36]。于是，两种关于共同国家权力安排的构想再次发生冲突。年4月5日宣布的“科希策政府纲领”是上述两种构想妥协的产物。它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两个平等民族的共同国家，承认斯洛伐克拥有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虽然“科希策政府纲领”确定了斯洛伐克拥有区域自治权的原则，但它没有涉及中央政府与斯洛伐克民族机构之间具体的权限划分，致使后续的宪政安排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扩大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权限，在捷克地区成立平行的机构，逐渐朝着对称的联邦制模式发展；另一种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步朝着中央集权和单一制模式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人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恢复理解为捷克民族国家的恢复，就像年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视为捷克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样，他们努力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斯洛伐克人则要求恢复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是两个民族政治体的自由联盟，或者至少要实行地方分权[37]。捷克方面不愿意产生专门代表捷克利益的政治代表机构，如同~年那样，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一种非对称性的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在斯洛伐克有立法和行政机构，在捷克不存在与之平行的机构；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和国民议会既处理全国性事务，同时也作为捷克的政府和议会使用。由于捷克政治领导人担心二元主义会威胁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统一，加之年议会大选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央政府不断扩大对斯洛伐克的影响力。随着斯洛伐克民族机构的权限逐渐削弱，斯洛伐克人实现地方自治的愿望又一次破灭。
年年初，国家权力安排问题成为改革进程“布拉格之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洛伐克人坚持，在两个人口、面积和实力不对等的民族之间实施平等原则的前提条件是联邦制，它是社会制度民主化的实质。老一代捷克人对联邦制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认为联邦制仅是多余地增加国家管理的费用。年青一代的捷克人虽然不反对联邦制，但认为联邦制是斯洛伐克人的事情，捷克人只是应当加以同意。总之，捷克人普遍对联邦制不感兴趣，从年起他们就倾向于一个政府、一个议会的单一制模式。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实行联邦制，然而在努力恢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正常化”背景下，它很快失去了原有的内容。
在年政局剧变后不久，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名之争，充分映射出他们对共同国家的理解截然不同。年1月23日，哈韦尔总统在联邦议会提议将原先的国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结果遭到斯洛伐克人的反对，因为它使他们想起~年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3月16日，哈韦尔总统又向联邦议会提议新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它受到斯洛伐克方面的大力欢迎，却引起多数捷克民众和议员的抗议，因为它使他们想起“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出现的命运悲惨的“第二共和国”。捷克人从破折号中看到捷克与斯洛伐克关系的破坏和不稳定，他们将破折号理解为分隔号，而不是连接号。斯洛伐克人则从相反的角度看待破折号，认为它是共同国家内斯洛伐克独特认同的明确体现和斯洛伐克拥有平等地位的标志。3月29日，联邦议会通过宪法法律确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新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但在斯洛伐克文中可以写成“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斯洛伐克很快爆发了反对新国名的示威游行，第一次出现了要求斯洛伐克独立的口号。次日，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和民族政府严正指出，仅在斯洛伐克使用带有破折号的国名不能满足斯洛伐克人展示自己的愿望，要在全世界面前清楚表明，在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存在两个并列的共和国。捷克民众的反应也趋于激进，多数人彻底拒绝破折号。4月20日，联邦议会通过宪法法律，将国名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非正式的国名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语中是一个词，在斯洛伐克语中带有破折号。至此，所谓的“破折号战争”最终落下帷幕，可它给捷斯两个民族的共处投下了阴影。5月3日，捷克著名作家卢德维克·瓦楚里克在《我们的斯洛伐克问题》一文中公开表示：“捷克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满足斯洛伐克人关于共同国家形态的设想，因此如果两个民族能够文明地分手，将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38]该文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让斯洛伐克独立的思想在捷克民众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共鸣，斯洛伐克人虽然发出了许多要求保留共同国家的声音，但希望共同国家建立在真正联邦制的基础上。
在~年修正变形联邦制的过程中，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关于国家权力安排的构想再次发生冲突。斯洛伐克人强调从下（共和国）而不是从上（从联邦机构）建立联邦。换而言之，希望联邦承认民族共和国主权高于共同国家主权。捷克人则倾向于从上而下建立联邦，认为联邦机构应该拥有广泛的权限。双方的政治精英各执己见，难以达成一致，使原定两年内完成的新联邦宪法的制定工作一再被搁置，从而为年议会大选后共同国家快速走向解体创造了条件。
结语
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先后实行建立在民族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制，旨在改善民族关系，实现政治整合，但最终纷纷走向解体。民族心理是导致三个民族联邦制国家崩溃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民族联邦制国家的解体如同失败婚姻的破裂：起初，身份和地位悬殊、性格各异的各民族抱着美好的愿望携手共建国家，在共同生活期间由于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拥有一定民族主权和平等地位的联邦制度安排也没有促使它们的观点和目标相互接近，彼此成见愈益加深，不满和怨言增多。最终，在外部力量骤然冲击下，国家认同不够强烈的各方选择了分道扬镳。
年以前，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近千年来生活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其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存在差异。在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之时，捷克社会与斯洛伐克社会发展状况悬殊，他们对共同国家的看法也截然不同。至年联邦解体前，在一些可以用客观标准和统计数据衡量的领域，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社会结构和生活水平等，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两个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并没有因长达75年的共处和民族联邦制的建立而拉近。较为强大的捷克民族缺少对较为弱小的斯洛伐克民族政治文化、存在问题和利益诉求的 注释：
[1]JanRychlík,CeiaSlovácive20.století:Cesko-slovenskévztahy~,AcademicElectronicPressBratislavaaUstavT.G.masarykaPraha,,ss.16~17.
[2]捷克人在中世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斯洛伐克人近千年来长期处于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虽然从年起，波兰雅盖洛王朝的弗拉基斯拉夫二世同时担任捷克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从而产生了捷克—匈牙利联合君主国，但捷克与匈牙利两个王国之间完全独立开来。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费尔迪南德一世登上捷克和匈牙利王位，随之产生了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联合君主国。在年白山战役前，这个联合君主国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只有君主是共同的，立法议程包括司法系统都属于各个国家的权限范围，财政和军事问题也在各个国家的议会磋商解决。在三十年战争后，哈布斯堡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然而捷克与匈牙利的发展依然有着明显的不同。
[3]第一，斯洛伐克人在中世纪的时候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没能获得自治地位。第二，在匈牙利王国，斯洛伐克人是没有明确划定的区域边界、没有公认的民族中心、缺乏中间和上流社会阶层的群体。第三，斯洛伐克人思想观念较为落后、文化知识贫乏、见识狭小和态度消极。第四，斯洛伐克人面临日益增强的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压力，匈牙利政治领导人将其境内的少数民族作为次等民族对待。参见MilanZemko，Obcan,spolocnost,národ/Vpohybeslovenskychdejín,HistorickyustavSAVvovydavatel’stveProdama,spol.s.r.o.,Bratislava,s.49.
[4]DuanKovác,SlováciaCei—Dejiny,AEP,Bratislava,s..
[5]从年起捷克王国就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组成部分，可它保留了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主体地位。年白山战役后，捷克王国被重新天主教化和德意志化，形式上保留了独立地位，实质上它的各个地区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省份。年后捷克王国的权力逐渐丧失，直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特殊地位完全终止。
[6]如果没有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统一的思想，协约国就很难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原因是民族构成的多样化，可能导致中欧地区的巴尔干化。
[7]MartinBílá,Cei,Slováci,CechoslováciⅡ,15.12.， [8]近千年来，斯洛伐克是匈牙利国家的组成部分，而且近半个世纪以来斯洛伐克人处于强大的匈牙利化压力之下，因此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几乎不能确定自己是谁。根据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2/3的受调者认为自己是说斯洛伐克语的匈牙利国民。参见ZdeněkSuda,SlovakinCzechnationalConsciousness,In:JiríMusil:TheEndofCzechoslovakia,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Press,Budapest,p..
[9]他在~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在~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10]LubomírKopecek,Demokracie,diktaturyapolitickéstranictvínaSlovensku,Cemtrumprostudiumdemokracieakultury,Brno,s..
[11]JanRychlík,RozpadCeskoslovenska-Cesko-Slovenskévztahy~,AcademicElectronicPress,spol.s.r.o.,Bratislava,s..
[12]FloraLewis,Europe:RoadtoUnity,SimonSchuster,pp.~.
[13]这些重大历史性变化是：年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年被迫接受《慕尼黑协定》，年建立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年实行“民族阵线”政治体制，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年终止“布拉格之春”进程，年爆发“天鹅绒革命”，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
[14]2年，德意志皇帝兼西西里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了所谓的“金色西西里诏书”，对捷克国家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做了调整：捷克国家拥有主权，捷克封建主有权自行选举国王，捷克从公国变为世袭的王国，捷克成为罗马帝国内最发达的部分。在14世纪，布拉格发展成为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最大的城市。年，在布拉格创建了中欧第一所大学。15世纪爆发的胡斯运动是一场宗教、民族和社会运动，对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KarelVodicka,LadislavCabada,Politickysystémceskérepubliky:Historieasoucasnost,Portál,Praha,ss.~.
[16]遣返德意志人，与匈牙利政府进行了人口互换，外喀尔巴阡罗斯并入苏联。
[17]PetrPithart,Devětaosmdesátá,Academia,Praha,s..
[18]AntonJursky,Slovenskánárodnápovaha,vol.2,Bratislava,s..
[19]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从年起长期保持30%左右的支持率，至年纳粹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它一直是斯洛伐克最强大的政党。
[20]StefanJansák,NárodohospodárskyZurnalizmus,InPrúdy,revue,rocníkX.,Január,c.1.,s.55.
[21]JánStena,Fenomén“reziduálnejskupiny”vslovenskejpolitike.In:Sociológia26,,?.4,s..
[22]这一时期，斯洛伐克社会具有下列特征：城镇具有匈牙利化的外部形态，大部分地区陷入停滞状态，在一些地区甚至保留了僵化、不流动的乡村环境；社会分层不发达；受匈牙利化的影响，逐渐丧失了基础教育，文化和科学机构数量少，社团的活动也限于非常狭窄的领域。参见SoňaSzomolányi(editorka),SpolocnostapolitikanaSlovensku-Cestykstabilite~,UniverzitaKomenského,Bratislava,ss.32~33.
[23]SoňaSzomolányi(editorka),SpolocnostapolitikanaSlovensku-Cestykstabilite~,UniverzitaKomenského,Bratislava,s.33.
[24]MilanKrajniak,Doktrínatátu:národorlovalebonárodsluhov?Renesans,s.21.
[25]JiríMusil,TheendofCzechoslovakia,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Press,Budapest-London-New-York,p..
[26]RudigerKipkaaKarelVodicka,RozloucenísCeskoslovenskem:PrícinyadusledkyCeskoslovenskéhorozchodu,NakladatelstvíCeskyspisovatel,Praha,s.34.
[27]Ibid,Praha,s.34.
[28]年5月31日，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的马萨里克，应旅美捷克侨民组织与斯洛伐克侨民组织的要求，签署了《匹茨堡协议》。该协议承诺在未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内给予斯洛伐克人自治地位。
[29]ElenaManová,KrátkedejinySlovenska,AcademicElectronicPress,Bratislava,s..
[30]JanRychlík,CeiaSlovácive20.století:Cesko-slovenskévytahy~,AcademicDTPpreAEPaústavT.G.MASARYKA,Bratislava,s.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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